杨伟光，1991年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994年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现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高端访谈】

　　他曾是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掌舵者，在他任内出现了中国电视新闻的黄金时代。他曾是舆论监督的倡导者，也是风险新闻的审查者。他推行央视历史上最重要的新闻改革，也因此承受不可言说的压力。现在，他是一位轻松安然的古稀老人。

　　当台长：“人家服气不服气？”

　　记者：您当年是怎么到中央电视台的？

　　杨伟光：我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以后，到中央广播电台当编辑、记者、部主任，然后到副台长，主管新闻。1985年7月份，广电部副部长找我，说决定你到中央电视台管新闻。我说我对广播已经很熟了，但我对电视得重新学习。我说我的同学就在中央电视台，他们还没当副台长，就担心从广播里调一个人去，人家服气不服气。上级意思就是电视现在正在发展，很需要人，你还是过去吧。我这个人是党员，从来不讲价钱，他说过去就过去了。

　　记者：您刚到电视台做了些什么？

　　杨伟光：我们很小心，过来以后不能随便乱讲话。两个月后写了改进电视新闻的报告。一个就是要贯彻新、快、广泛性，那时候新闻太慢，下午三点一些活动结束以后记者不回台里，回家了。我说应该活动结束了回来编当天的新闻，他们说没关系，广播就是声音，就是文字，我第二天播出是有形象的，还是有人看。我说如果你有声音又有图象，比别人先播出不是更好？为什么要等第二天？1992年，实际是电视新闻逐步按规律有所突破，但是还不算深度改革，真正的改革是从1993年开始的。

　　1993年前的新闻突破：“彭真你是改革派，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那1993年之前

中央电视台做了哪些突破的事情？

　　杨伟光：从1985年到1992年，新闻改革上有一些亮点，当时全社会影响很大。第一个是关于美国的挑战者号升空爆炸。按照我们以往编排，都是先国内后国外，这是一个规律，领导的位置放在前头，现在还是这样。但当时拿到这个新闻以后，编了六分钟，怎么放？各种意见都有，最后我们决定就放头条，而且六分钟，后面是李鹏表示悼念。当时觉得试一试，看看反映怎么样。结果社会上反响强烈，也有说这个国外事件怎么放前头？但是整个新闻界认为干得好，领导也认为可以。有些人说这是中央台新闻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记者：为什么后来很少见到《新闻联播》这样编排？

　　杨伟光:后来也有，但是没有那么轰动。

　　记者：还有什么轰动的事呢？

　　杨伟光:再就是1987年3月份，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当时正是反自由化，国际上认为中国倒退，当时中央领导决定，利用这个会议解疑释惑，所以安排了八次座谈会，中宣部副部长是报道组副组长，说杨伟光你看看怎么办？我们就提了一个方案，把八次座谈会现场录制剪辑播出，那是很大胆的。当然马副部长(编者注：马庆雄，时任广电部副部长)通过了，艾部长通过了，然后拿到人大，人大激烈地争论，说那怎么行？实况剪辑播出，不得了。我说对领导同志现场的回答内容，加以整理，修理，然后领导看，第二天发。那跟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了。国内可以不让人知道，但是外国人最尖锐的问题人家广播会放头条。那次有些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比如说一些记者问彭真，中国分改革派和保守派，彭真你是改革派，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这个当时也播出了么？

　　杨伟光:播出了。主要是他回答得挺好。都是很尖锐的问题。

　　《焦点访谈》：“中南海开了一次座谈会”

　　记者：为什么说电视新闻改革是从1993年真正开始？

　　杨伟光:1992年底，那时候中宣部丁关根同志主持工作，有一天新闻局的局长到我办公室，他说现在中央领导要求抓一些热点问题，重大的热点问题，要群众去发表意见，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平衡心态。对热点问题，我们过去有《观察与思考》，属于揭示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几起几落，形势好的时候大家自由一点，出来反映情况，稍微紧张一点就挨批。1989年的时候就是挨批阶段，不敢谈问题了。到1992年底我想这些热点问题很难，如果这次是中央的一个决策的话，光这么说不行，你应该有正式的文件，下达给所有的新闻界，我是根据你的来做。结果1993年春天中宣部发了报告，里面把这个写到了。

　　记者：《东方时空》是在这个时候搞起来的么？

　　杨伟光:对。他们先录了一个叫《新太阳》的节目。我说你们的“新太阳”不好，老太阳是毛泽东，你是不是要否定毛泽东？我说不行。孙玉胜非常坚持，说这个好，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当然也有道理，但是我说有这么多人，不一定按你的思路走，大多会按照政治的观念走，最后我说如果出了毛病，人家是不会找你的，肯定找我。后来提出一个“东方时空”，我说就这个吧。当时为什么说《东方时空》不能在黄金时间播出？因为早上看电视的人少，即使有问题也影响不大。（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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