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新闻周刊》美国智库访谈系列之一：《Orville Schell：中美是“不能离婚的婚姻”》，以下为节目实录：

　　Orville Schell(夏伟)，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现任美国亚洲协会(USA Asia society)美中关系中心主任，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Orville Schell 于1940年出生在纽约，从学生时代起就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曾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且备受赞扬的文章，而在他的14部门著作中有9部是关于中国的。

　　在过去一段时间，他曾在多个场合阐述“中美两国是彼此管家”(each other’s keeper)的观点，“中国花钱买美国的债务，而美国花钱买中国的产品”，并把中美关系比作“不能离婚的婚姻”。Orville Schell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妻子，会讲流利的中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四月初，在位于纽约的美亚协会总部，我们见到了银发瘦削的Orville Schell，短暂的接触中就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位极为严谨的学者。Orville Schell从战略层面分析了过去一年国际格局的调整及中美关系所发生的变化，鲜明的观点和独到的表述，都让我们印象深刻。

　　记者：在你看来，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度与布什政府相比有什么不同？

　　Orville Schell：我认为克林顿国务卿与奥巴马总统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中国古代的成语“同舟共济”来形容，他们的态度是，尽管我们有很多的差异，尽管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同，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有不同的观点，作为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我们除了合作，别无选择。我们面前有很多非常紧迫的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就是正在面临解体威胁的全球经济，其次的一个议题，我觉得是全球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它威胁到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记者：你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将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

　　Orville Schell：我认为因为欧洲现在很乱，欧盟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使得更多责任将由中国和美国来承担。G2(美国和中国)将努力成为领导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很幸运的时机，因为美国的力量有了下降，包括其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布什政府的八年对中美关系有利，对美国来说是灾难，所以现在中美变得更平等，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合作，而不是一个高一个低，我们都在这个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全球经济来说，当然也包括其他事务。

　　记者：你刚刚提到了G2，这似乎是一个相对新兴的概念？

　　Orville Schell：我觉得中国的影响力已经增强，而对于中国真正的挑战是它是否能够成熟地、建设性地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并且当中国意识到它并非“能够”，而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必须”承担领导者的角色时，它是否能够泰然处之。这就是为什么有了G2的说法。如果你真正去了解另一半球，你会发现欧洲现在组织很乱，没有一个真正的领导者，这样就只剩下中国和美国，实力强大，而且并非依赖着其他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使得我们两国的领导人，两国的总统(主席)、外交部长、国务卿(总理) 都肩负更多的重担，他们的重任是在差异中，找到两国合作的方式，让两国更加成熟、广泛听取异见，不让狂热地让民族主义冲昏头脑，有时还要相互妥协，并且意识到，我们不仅有国家利益，同时还有将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全球利益。假如经济崩溃，我们都会受到影响。假如气候变化被置之不理，我们都会受到影响。

　　记者：你认为中国在恢复国际经济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Orville Schell：你们的温总理说过，一个国家最首要的责任就是先管好自己，照顾好本国经济，那是中国的首要责任，也是美国的首要责任。我们最近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但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对这个我们所依赖的整体负有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气和气候的变化像是一个隐喻，我们共享水和空气，我们共同以来着地球上的生命，我们的经济也具有全球依赖性，尽管我们首要的责任是发展本国经济。

　　那么，中国能够做些什么呢？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而我认为可以考虑拿出其中一部分数额帮助稳定全球经济。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应该开始承担更多责任的国家，他不应仅仅照顾本国利益，而应同样照顾到全球经济。中国现在还没有完全自然地转换到这个角色当中，这是中国今后作为一个崛起的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记者：如果中国要求在IMF中得到更多的权利，这也许会让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感到不安？

　　Orville Schell：我认为中国理应在IMF中获得更重要的地位。事实上，这些机构现在需要有一些调整，它们需要改变。它们是在上世纪40年代建立的，而现在的世界与那时候相比已经不同。同时，我认为中国也需要通过在其它一些全球性问题中的作为让其它的国家感觉更加舒服，让其它国家对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感到舒服。

　　中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表现得很负责任，这是中国力量的一次重要革命。中国在索马里海岸保护国际商船时做扮演的角色，是中国愿意参与日益增大的国际责任的又一标志。

　　但是在其它一些问题上我觉得中国在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上有些退缩。恐怖主义是另一项国际问题，中国当然对此也很关心。我们期待在和美国更加平等的合作中，中国在这些方面肩负起更多的责任。中国一直不太愿意过多干涉本国以外的事情，事实上，主权的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某件事纯粹是某个国家的内政”的说法，也和以前不同了。

　　很多情况下，正如我们从美国的教训中看到的，我们的内政，即我们的经济体系，当它崩溃时，全世界都在为此付出代价。当一个国家在大气中排放出过多二氧化碳，全世界都为其后果付出代价。所以两国都应逐渐进入合作的状态，我们别无选择。

　　记者：每逢美国总统换届，中美关系就会经历一个重新的适应期。那从过去两个多月来看，中美关系是否面临美国政府换届的衔接问题？

　　Orville Schell：我很高兴看到胡锦涛主席会见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承诺美国将继续完成保尔森已经制定的特殊经济对话(special economy dialogue)和十年框架(ten year framework)。但为了加大合作，我们又有了战略经济对话，也有其它战略性的对话，如气候变化、军事等，这些是克林顿国务卿和戴秉国国务委员将要进行的对话。这是很恰当的，它在上任政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我们并没有将上任的东西抛弃，我也知道中国很重视持续性，这是很明智的。有时候，新政府上台后会重新安排所有事情，这让其它国家不知道如何继续双边关系。

　　记者：如果说中国与美国新政府正在经历彼此适应，那你认为这种调试期需要多久呢？

　　Orville Schell：调试(adjustment process)是没有止境的。在这种动态变化的环境中，我们都要时刻去适应对方。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都在逐渐增强。我们都知道中国想要的不是一个两极的世界，也不是一个单极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而这也正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向。我们也希望欧盟也能重整旗鼓，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不会再回到冷战时，两个超级力量互相斗争的时代。

　　但是中美需要一段时间去寻找新的平衡点。最重要的事情是，寻找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中美双方都会碰到问题。美国的问题就是国会，因为它一个没有中主神经系统的复杂的机构，它有成百上千个“神经”，千头万绪。在我们国内我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去适应一个更加平等、更加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依靠你们，因为你们购买了我们的国债；你们依靠我们，因为我们买你们的产品。就像婚姻一样，但是却不能离婚，必须得继续下去。

　　记者：在未来的四年里，中美关系也许很大程度上都由在中国很受欢迎的希拉里·克林顿来主导，对此你怎么看？

　　Orville Schell：我认识希拉里克林顿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极其聪明、极其有能力的人。我觉得中美两国人民都应该对由希拉里来主要负责两国关系而感到庆幸。她很务实、很理性，她不会弃人权这类问题于不顾，也不会使所有事情都纠结在一个问题上。

　　我们必须求同存异，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可能回到以前的那个世界，中国和美国互不关联，并且视对方为另一个世界。现在我们不仅相互交叠，更是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

　　记者：如果说中美已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那你认为两国之间是否已有了足够的了解和沟通？

　　Orville Schell：我觉得两国政府在各自的责任方面并没有很好的相互了解，中国对美国的盛气凌人、好为人师非常敏感，要解决历史上的巨大遗留问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我认为两国最大的挑战同时也蕴藏着最大的机遇。金融危机总有一天它会结束的，但在金融危机结束后很长时间，我们仍然会面临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青藏高原的冰川仍将继续融化，中国正在经历的异常天气，中国北部平原的干旱、黄河的枯竭等等，都将变得日益剧烈。只有全球共同合作，才能脱离这些困境。所以对我来说，纵观历史，这是一场空前严重的危机，而同时我们也可趁此机会加强合作，建立互信，找到共同的利益。所以我很高兴奥巴马总统，尽管他面临着许许多多其他的议题，仍然没有忘记这个议题。因为事实上，从长远来看，没有比气候变暖更加严重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