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倡文学、科学研究的思考自由、辩论自由、创作和批评自由。
“双百”的提出，为知识界注入了一缕春风。用“兴奋”和“激动”来形容当时知识界的心情，毫不为过。诸多著名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等，在沉寂了很长时间后，开始积极写作。年轻的王蒙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大胆地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
【导读】
“解决历史问题还是自由争鸣好”
建国后头几年，中国不但在经济建设领域，就是在意识形态甚至自然科学方面，都全方位向苏联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教条主义的倾向，有的甚至教条到滑稽可笑的地步。
据陆定一回忆说：“曾经一位当过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老同志，知道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之后，要改造中国的医学。他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微尔和的学说为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我想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当然就应该反对中医和西医，取消一切现在的医院，靠巴甫洛夫的药(只有一种药，就是把兴奋剂和抑制剂混合起来，叫‘巴甫洛夫液’)来包治百病。”
当时人们对苏联盲目崇拜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怎样才能克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给学术界提出的方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最初是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提出的。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表态，是因为当时中国两位受党的领导人器重的大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有不同看法，分别提出了春秋战国封建说和西周封建说。郭沫若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在春秋战国时代，范文澜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郭和范都是中国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然毛泽东本人在历史分期问题上更倾向于郭沫若一些，但他确实不好做出孰是孰非的结论，便认为解决历史问题还是自由争鸣为好。
又据历史学家黎澍回忆，1956年以前，毛泽东还两次讲过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一次是1952年或者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约请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写一本《中国历史概要》，请示毛泽东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等。毛泽东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另一次是1955年9月或10月，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泽东也回答说：“百家争鸣”。
虽然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明确提出要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但它所涉及的领域仅是历史研究。这大概与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十分熟悉有关，他熟读过许多中国古代的典籍，对历史很有研究，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是不为过的。正因为如此，他也深感历史研究“百家争鸣”的必要。
“双百”可以在科学研究各领域展开
至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在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开展“百家争鸣”，那是在1956年2月。在这个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当时学术界的情况，并谈到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一学派压制另一学派的倾向。在这个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在科学工作中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陆定一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谈得十分简略，相关的档案材料也未见公布。不过，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此时作出科学研究应当开展“百家争鸣”的决定，大致是有依据的。因为同一月发生的另一件事，可以与此互为印证。
这年2月1日，中宣部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他们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反映，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的故居时，向陪同人员谈起，他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先生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的看法。中宣部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请示中共中央是否有必要将此事向苏联方面反映。2月19日，毛泽东批示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按：尤金时任苏联驻华大使)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这年4月中旬，毛泽东又看到了一份关于学术问题的材料，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3月2日的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家中很有权威的微耳和(RudolfVirchow)的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派。科学可以有各种学派。我们相信久而久之可以使一些真正研究科学的人走上唯物主义。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这份材料使毛泽东产生了共鸣，他感到中国又何尝没有出现同样的情况。
4月18日，毛泽东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部长陆定一外出)写了一封信，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学术研究也不能搞教条主义
4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的核心是如何“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但他强调不可盲目地学习外国，学术研究也不能搞教条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好的东西也应该学习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双百”方针的内容。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本计划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作了这个讲话后，会议的主题自然发生了变化，就转而讨论讲话的内容。
4月2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毛泽东的讲话。陆定一在发言时谈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争鸣，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
陆定一讲到了医药界的问题，并且表示，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微耳和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他还说，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如果有人出来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那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是很不利的。
“《乌鸦与麻雀》是部好电影，《十五贯》应该到处演。”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也值得研究。他说，要写新人物，写新人物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好极了。
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那是写上海解放军进城的前夜，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周恩来问陆定一：“最近看《十五贯》没有？”
陆定一说：“我看过，很好。”
毛泽东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的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十五贯》是据清代剧作家朱素臣的同名传奇改编的昆曲，写的是娄阿鼠偷走油葫芦15贯钱并将其杀死，县令过于执凭熊友兰所有的15贯钱判定其为杀人凶手。知府况钟监斩时发现其中有冤情，重审此案，拿获了真凶。过于执也就成了中国戏剧中官僚主义者的典型形象。
陆定一接着说：“在文艺问题上有无数的清规戒律，日丹诺夫有几条，马林科夫有几条，这个有几条，那个有几条，很多很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是人家写点自然主义的作品有什么关系？他政治上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写几篇自然主义的东西？毛主席讲民主党派万岁，因为他们赞成社会主义。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其他主义有一点无关大局。”
4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第一次明确地宣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作总结讲话时，再次重申了这个方针。
一个星期后，即5月9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钱俊瑞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把中共中央将在学术方面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透露了出来。5月11日，《人民日报》以《学术方面应该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钱俊瑞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讲话》为题，发表了这个讲话的内容。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第一次刊登有关“百家争鸣”的消息，实际上向全社会发出了在学术研究上将实行“百家争鸣”方针的信号。
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诠释
“双百”方针提出后，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向全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公布，并由此推动我国文艺和科学研究的繁荣。1956年5月26日，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的千人聚会上，陆定一对“双百”方针做了诠释。
陆定一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才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他说：“我国要富强，除了必须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须发展经济、教育事业，加强国防以外，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
他接着说：“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在科学工作方面，我国也有历史经验。我国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方面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成了我国过去历史上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发展就会停滞。相反，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
陆定一强调，在贯彻“双百”方针时，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学术论争。后来在6月13 日的《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了陆定一的这个报告。
知识界的一缕春风
“双百”的提出，为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用“兴奋”和“激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当时知识界的心情，应该是不过分的。
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在文艺界，一大批传统剧目被发掘、整理和上演，仅北京市就先后开放了京剧传统剧目20余出，同时收到名老艺人献出和收集的京剧剧目1000多个本子，1060余出戏。在文学创作上，“题材和主题的范围扩大了，体裁和风格多样。最能反映思想活跃的杂文这片荒芜已久的园地，也开始繁盛起来。”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陆文夫的小说《小巷深处》等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属上乘的作品，都是这个时期发表的。为了贯彻“双百”方针，1956年底，中国作协还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1957年起，文学期刊一律取消“机关刊物”的说法，而以某某社或编委会代替，以示各文学期刊地位平等，没有指导与领导的关系。
学术界也空前地活跃起来。据1956年12月21日新华社报道，1956年一年中举行的比较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据初步统计有50多次，多于过去任何一年。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学术论文和报告共有2000篇以上，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
这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共同主持，100多名中国的生物学家在青岛举行了遗传学座谈会。中国遗传学的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主要学者都参加了会议，两派学者第一次坐在一起，就几十年来国际上两个遗传学派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缜密的探讨。会议各抒己见，两派学者互相学到了长处，互相了解了情况，打破了长期以来遗传学界米丘林学派一家独鸣的局面，收到了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增强团结的效果。其他中国自然科学史讨论会关于中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方面的争论，电影界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教育界关于尊师重道的讨论，以及哲学界关于真理的阶级性、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都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学术界这种热烈争鸣的局面，是几年来未曾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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