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雪莲 /北京报道

　　3.6亿大奖被兑走，这让王薛红的心多少放了下来，因为不管外界对大奖的质疑声有多大，她都不希望“这和‘西安宝马案’一样，成为一件引起业界地震的事件。”

　　从10月8日3.6亿大奖出炉以来，对大奖真伪的质疑随着大奖的兑出已经转移到对彩票公信力的质疑。然而，除了河南福彩中心出面解释绝无造假以外，中国福彩中心的工作人员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彩票管理条例》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下称“北大彩研所”)执行所长王薛红表示，中国彩票行业发展到了今天，有如此多的质疑声至少说明了社会对彩票方面信息的了解还很少。

　　“人类社会中，利用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所带来的高科技犯罪会永远存在，但这并不表示彩票发行就不安全。彩票机构需要做的，就是证明自身的安全、公正、透明。否则只会让民众猜测，并很难确定舆论会向哪方面发展。”王薛红说。

　　“很多问题都是人为的”

　　“天天都坐在火山口上”，成了彩票中心的工作人员最常对王薛红说的一句话。

　　“一套安全稳定的技术系统需要保证其全部数据及细节的安全。但是目前，我国在推行彩票公信力过程中积极努力做到的仅仅是让公证机构对摇奖的过程加以公证”，王薛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有了公证员就安全吗？或者有了彩民坐在开奖现场监督就安全吗？”王薛红并不认同目前彩票开奖的现状。

　　“凡是人工操作的东西都是最难控制的。”一位体彩中心内部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从目前彩票行业发生的事件来看，很多问题的出现都是人为的。

　　“正常的情况是每天开奖之前公证员都要挨个检查、添装号码球并且启动开奖，但是不排除重复的工作做得久了，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麻木。比如第二天一见封条没动，就疏于检查了。或者因为来人是合作伙伴，就没有履行正常的进入机房的登记程序。”该人士说，“所以说除非不出事，出了事就是大事。”

　　“我们每年也在对相关的软件进行系统升级和维护，以减少病毒的入侵。前期我们还更换了新的摇奖机。”该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王薛红告诉记者，彩票行业有几个关键环节：一是产品设计，因为游戏规则由庄家定，所以产品设计肯定是要保证庄家只赚不赔；二是销售过程，主要指系统安全；三是技术系统，即摇奖机，“摇奖机出结果决定胜负。”

　　“目前国内对于最为核心的内容，比如技术系统、摇奖设备、投注设备等安全性一直缺乏国家统一标准和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检测及认证。一旦有问题发生，各级彩票中心自身都无法证明其安全性。”王薛红说。

　　专业机构的检测标准至今难产

　　王薛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国外，摇奖的设备和开奖的过程，其随机性是要通过不定期的抽查检测的。而在中国，如果要向公众证明摇奖设备都是随机的，不能口头说，也不能仅凭公证员的肉眼判断。

　　摇奖机随机性检测是彩票业最核心的方面，因为彩民最质疑的就是摇奖的公正性。“我们为此和财政、民政、体育部门都沟通过，但效果并不理想。”

　　怎么认定摇奖机的随机性？王薛红举了个例子，“房间的湿度、温度，甚至轻微的电压变化，摇奖球出现0.03毫克的差距，包括摇奖机使用一段时间后的耗损以及摇奖时间长短等因素都会改变摇奖机的随机性。”

　　“专业化程度如此之高的彩票领域，却至今仍没有资格认证，仍没有行规国标。”据王薛红介绍，目前全国大多数开奖人员是彩票中心的员工，大多没有系统的学习，没有系统的专业知识，抽奖的公平公正很难保证。

　　作为中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彩票专业学术机构，北大彩研所曾耗时8年，制定出包含9项先进检测标准的摇奖机随机性检测标准，并且通过了11位院士的鉴定。“如果我们自己的检测标准4年前就推向社会，那么今天对彩票的质疑声就会小很多。”

　　“摇奖机的形式有很多种，但原理是一样的。所谓的9项标准就是用9种方法来检测摇奖器的随机性。”据悉，2005年，北大彩研所用这套标准对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香港和内地的摇奖机进行过检测。但是，检测结果被封存，标准也没有被使用。“从有关部门得到的反馈是，9项摇奖机检测标准的推行和使用尚无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力，所以还不能推行。”

　　“目前这么多人质疑高额奖金产生的真实性，质疑彩票发行机构的公信力，说明我们基础工作的欠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补课’的时候。其实，公信力能够得到保证的前提是技术性和规范性等方面都能得到保证，这些我们是可以做到的。”王薛红说。

　　信息公开缺乏配套细则

　　我国于2009年7月1日实施的《彩票管理条例》，对于彩票发行机构所需要及时有效公布的信息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当期开奖的号码、销售的数据、每个奖级中奖的注数等，以及市场有关信息，都需要公布。但目前中国彩票业在信息公开方面所做的工作，却并不能让人乐观。

　　王薛红认为，虽然《彩票管理条例》对信息及时和全面的披露有要求，但是由于还缺乏配套的细则，所以严谨的信息披露制度也就无从谈起，距离社会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目前中国的彩票如何筹集资金已经对公众公开，但是资金怎么去用、谁在用、用在哪以及资金的筹集和使用过程中如何减少负面性等，公众知之甚少。”

　　“‘西安宝马案’发生以后，国家对即开型彩票进行了一刀切的封杀，所以我希望这个行业不要再有太大的“火山”爆发，否则，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王薛红说。

　　彩票大案回放

　　2000年5月1日，贵州某公司董事长张荣桥获取了相关部门、公证处人员的信任，在摆放大奖的信封袋上做记号，并违法购买谋取利益，作案9次，共计价值332万元。

　　2001年4月20日晚，湖北省体彩中心摇奖现场的70个彩球中，有8个填充了异物的彩球被发现。

　　2001年12月，彩世塔公司利用承销彩票之机，先后在17个城市作弊20起，共摸回5806万元奖金。

　　2004年3月，陕西宝马彩票案发，作案人通过作弊方式安排“托”进入二次抽奖，再通过作弊方式骗得大奖。

　　2004年2月5日，福彩2004009期开奖大小画面出现不一致，引起彩民广泛质疑。

　　2005年，福建体彩中心原主任李联友被双规。

　　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其中涉及国家体彩中心的问题首次曝光，原负责人受到查处。

　　2005年9月4日，福彩双色球103期开奖因信号传输故障被网友发现不是直播而是录象，从此揭开开奖延迟直播的面纱。

　　2007年1月，辽宁鞍山的一个福彩投注站老板利用系统漏洞，两年内非法兑奖2800万元。

　　2009年6月12日，深圳某公司的软件工程师程某利用与福彩中心合作的机会，进入福彩中心机房植入木马程序，由此中得5注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