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走基层:青年志愿者与盲人分享视觉世界

鼓楼西大街79号，一座不起眼的小四合院，前身是始建于明代的寿明寺，如今这里已成了很多盲人朋友心中的“第二个家”——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曾鑫就是这家义务为残障人士服务机构中的一员。

走进小院，院中一派热闹景象，原来今天正好是红丹丹每周一次的“为盲人讲电影”——心目电影院活动日。曾鑫正站在院里迎接前来参加活动的盲人，不时地有相熟的盲人朋友喊着她的名字和她打招呼，或走上前亲热地拉着她聊天。

一会儿工夫，心目电影院那间不足30平方米的屋子里就已经挤进了近20位观众，他们爽朗地谈笑着，听到相熟的朋友到来，先来的人就用力地击掌，或者使劲儿拍着身边的空位，告诉朋友自己的位置。后来的人喊着“来了来了”，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

盲人朋友在心目电影院里“看”电影

9点整，电影开始了，今天的讲述人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主持人王凯，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小院立刻安静了下来。记者拉住了还站在院里的曾鑫，话题也从心目电影院蔓延开去。

2004年初夏的一天，红丹丹的创办人之一大伟邀请一位盲人朋友来家里做客，正巧电视里放美国大片《终结者》，大伟一时兴起，就给盲人朋友讲述起电影画面来。电影结束，大伟累得口干舌燥，身边的朋友却突然站起来，抱着大伟一个劲地转圈。激动地喊着：“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从此，有了这家专门为盲人开设的影院——心目电影院。曾鑫说，来这里的人，都是用心“看”电影的。

“其实盲人欣赏电影缺少的就是画面，我们安排志愿者尽量细致的为盲人朋友描述电影画面，不讲情节，不复述对白，就是要给他们建立一种视觉形象的东西。”说起这项活动，曾鑫的语气里也带出了一份骄傲“我们这儿有一个阿姨，失明十多年了，在来参加我们讲电影的活动前，都已经没有视觉的概念了，她忘记了颜色，忘记了图像，甚至忘记了自己小孩长什么样子。在听了我们讲电影之后，她说突然之间那些视觉记忆又都回来了，想起了公园里的花花草草，想起了老伴儿年轻时的容颜。其实就像我们一直倡导的志愿者和盲人‘共用一双眼睛’，把你看到的都告诉他，这，就是盲人最需要的。”

曾鑫和老朋友们亲热聊天

从心目电影院说到红丹丹，曾鑫讲述了她们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困难：红丹丹初期的发展比较顺利。助残，尤其是帮助盲人，是很多国际组织都看重的，红丹丹也获得了不少的资助。然而一次识人不明，让红丹丹彻底陷入了困境。

当面临是要选择使命、放弃急需的现金，还是选择为了钱放弃尊严与不法国际骗子同流合污的关键时候，曾鑫找到了红丹丹创办人郑晓洁对她说，大不了咱们从头再来。简单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都坚定了信心，也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连续三年，在没有一分钱收入，每天只能吃白菜豆腐的情况下，整个团队没有任何怨言的继续留在红丹丹做一名全职志愿者，坚持为盲人朋友服务。

“为什么没有工资，你们还能坚持这么久，是一种什么信念在支持你们？”记者的这个问题，不想也难住了她。“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想那么多，大家都在想现在这么困难，如果一个人离开了，肯定会影响到别的人，那红丹丹就散了，还是等情况好一点儿再说吧。当每个人都这么想的时候，我们也就坚持下来了。”

当然，让他们坚持下来的，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心理上的快乐和成就感。 “虽然收入上跟别人没法比，但是因为做的都是帮助别人的事情，特别是帮助这些残疾人群体。这种被需要，被尊重的满足感也是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的重要动力。”

在交谈中，曾鑫告诉记者她天生视力低下，双眼视力仅为0.1，这给她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我这种病到最后90%都会失明，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失明的恐惧就一直伴随着我。”说到自己的眼睛，曾鑫也透出了一丝无奈，“我现在做管理工作，经常要和外面的人打交道，好多次刚见面别人要跟我握手我都看不到，结果被人说不懂礼貌、目中无人。当然，他们了解情况以后也不会这么说了，不过我现在见到人都是主动伸出手去。”

眼疾给她带来了不便，却也让她和红丹丹结缘。“那时候我眼睛不好，就只有在家呆着，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广播里听到红丹丹做的一档由盲人广播的节目，突然就有了一种知音和归属的感觉，然后就到这里做了一名志愿者。”

谈到志愿工作，曾鑫又回忆起了她第一次担任志愿者的情景“那时候我和几位志愿者一起去山东临沂给盲人开展公民意识培训，告诉他们国家为盲人提供的优惠政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第一次了解到，原来自己坐公交车是免票的。每个志愿者发言之后，盲人听众们都会特别热烈地鼓掌，像小孩子过节一样欢乐。那样的掌声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震撼,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割舍这份志愿服务工作了。”

时间过得很快，电影结束了，“观众”们带着满意的笑站起来，鼓掌，然后要赶很远的路回去。曾鑫又一次忙活了起来，而她的脸上也写满了快乐，就像她常说的“作为一名视力障碍者，我与盲人朋友们的心是如此的贴近，我用自己仅有的0.1的视力和他们一起分享视觉世界。我每天都在收获着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