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有先天遗传重症血友病的深圳残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卫宁，以遗嘱形式将其创办的残友集团中的90%个人股份和各分公司51%的个人股份，以及“残友”和“郑卫宁”的驰名商标品牌价值等，通过律师公证全部捐赠，并成立了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让基金会控股企业成为企业的股东和“老板”，实现企业收益通过基金会决策，为残疾人员工提供生活及长期服务和保障。

　　“残疾人员工不能工作后的有生之年，都可以从残友领到工作期间的最高工资额，直至去世。”郑卫宁说，至今这艘包括一家基金会、9家非营利机构、32家高科技社会企业的“公益航母”，数千名残疾人在这里工作并实现了人生价值。

　　为自救创办企业成功

　　今年58岁的郑卫宁患有先天遗传重症血友病，从一出生死神便如影随形，只能靠每周两至三次的输血来维持生命。

　　1997年，郑卫宁拿出母亲一生积蓄下来留给他救命的30万元创办起“残友”，为自己的人生寻找价值，从自己学电脑到找到更多懂电脑的残疾人、从打字复印小作坊到招收残疾大学生建立软件公司，郑卫宁与残疾朋友们的路越走越广阔。

　　郑卫宁说，15年来，从未依靠过任何外来资金援助的“残友”，正是靠着这种残疾朋友渴望获得人生价值的信念，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发展成为拥有32家公司、年收益近千万的全球最大高科技社会企业群。同时，郑卫宁还先后建立起“无障碍出行服务中心”等9家可以为残疾群体提供不同社会服务的非营利社会组织群，这些社会组织群与32家企业“共生”，为残友员工和社会上所有有需要的人群提供社会服务。

　　作为实践的先行者，从小因为患病没上过学的郑卫宁一直称自己没有什么理论经验。直至去年，去台湾参加世界社会企业高峰论坛，郑卫宁才知道摸爬滚打走过14年的“残友”原来是个非常好的“社会企业”。

　　建基金会“去郑卫宁化”

　　郑卫宁曾说自己的动力来自于死亡。在遗传此病的家人中，郑卫宁是唯一一个活过了50岁的人，而晚期糖尿病、晚期丙肝等重大疾病接踵而来，“我不知道明天我还在不在，所以这几年我全部都在做‘去郑卫宁化’。”

　　去郑卫宁化的第一步就是“裸捐”成立基金会。

　　2007年之后，郑卫宁开始谋划建立基金会，保证自己的财产在归社会所有之后能按公益的方向使用。但受资金和政策的影响，郑卫宁的基金会愿望未能实现。

　　2009年，曙光到来，民政部与深圳市签订了“部市协议”，允许深圳在社会组织上先行先试。知道这个协议的第一天，郑卫宁就来到民政局，找到后又把李连杰壹基金引入深圳落地的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的刘润华。经过对残友集团的一番详细介绍，深圳民政局对郑卫宁的想法给予了充分支持。

　　同年11月，郑卫宁通过遗嘱形式将资产近2000万的自己在残友集团的90%个人股份和各分公司51%的个人股份，以及90多个“残友”和“郑卫宁”的驰名商标品牌价值等，通过律师公证全部捐赠，成立了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基金会登记证号“深基证字第0001号”。

　　自此，郑卫宁创办的“残友”正式“易主”，基金会成为了集团企业的老板和股东，而郑卫宁除工资外，再无资产。

　　基金会从不接受捐赠

　　作为承载郑卫宁和残友集团公益梦的延续，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至今未接受捐赠。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平台是为每一个残疾人创造有价值、有尊严的生活，在这个心态下我们不愿意接受社会的捐赠。”郑卫宁说。

　　而作为集团的“老板”，基金会每年会把残友集团的利润分成两块使用，一块继续拨回给企业做持续发展，另一块拨给9家公益机构，由这些机构为集团里的员工提供8小时之外的免费吃、住、洗衣、心理辅导、出行等等社会服务。这样，基金会、企业、非营利公益机构就完成了一个内部循环。

　　郑卫宁说，具体运行中，类似于“议会”，“议会”成员包括基金会三人、企业两人、社会组织两人。由于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社会组织则追求服务效益最大化，因此这两个部门在决策中会互相制衡，加上基金会的三名成员，最终会令“议会”所有的决议既有利于企业发展，又最终落回到公益目标。

　　残友退休领全额工资

　　不久前，残友集团一个重度残障的女员工怀孕了，她提出来休息，并希望在休息期间继续领到全额的工资。残友集团先把这个要求提交给基金会“三位一体”管理层，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企业方面，接受女员工休假，并按正常产假规则扣工资；同时，基金会让一家社会组织提交一份“残障妇女的生育保障问题”的慈善提案，然后，基金会按照慈善项目的程序给予审查核准，之后，社会组织按照慈善项目形式给这个女员工提供休假补助。最终，这个休假的女员工拿到了跟上班时一样的工资。

　　这个个案发生后，因为有了相应的提案，凡符合提案要求的女员工都可以通过申请得到来自社会组织的补助，从而享受到与这个女员工同样的待遇。

　　在残友集团，95%的工作人员都是残疾人，有些残疾人员工因病在工作三五年之后就有可能面临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这样的员工在残友工作几年，他（她）不能工作后的有生之年，都可以从残友领到工作期间的最高工资额，直至去世。“目的是让他（她）有尊严地死。”郑卫宁说。

　　“郑卫宁模式”可复制

　　据了解，残友在异地复制模式通常是当地政府可以给一个大约两年免租的场地，然后残友自己去装修，采购8小时内的生产设备（电脑）和8小时外的生活设备。场地建设完毕后，残友会派两类干部过去：一类是负责8小时以内的职业经理人，另一类是负责8小时以外的职业社工。这两类干部在当地培养两类工作人员，基本上9个月之后就可以离开让当地公司人员自行开展工作。

　　目前，残友现在在香港、澳门、台湾都成立了公司。“我想未来几年，在欧洲的鹿特丹、美国的硅谷，包括非洲还没有选好城市，都能开办这样的一个残友。”郑卫宁说。

　　专家点评

　　新模式值得自豪

　　针对郑卫宁模式，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对此评价：“全世界都极少有这样的模式。”

　　“以前我们跟国外的社会组织比总是没有创新之处，没有自豪。我觉得有了残友集团这个社会企业以后，我们出去跟外国朋友学术交流的时候都很自豪，我们这个企业不亚于尤努斯，这是我们为人类社会所做的一个贡献。前几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中国企业没有出路，有没有前景与期望？因为我们看不到，但残友找到了。”邓国胜说。

　　对话·郑卫宁

　　让残友模式在世界开花

　　记者：您从一出生就是血友病患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郑卫宁：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出血性疾病，病人体内的凝血因子缺乏，缺乏到一定的量之后，即便是每天绝对的卧床躺着，各个关节、肌肉和内脏也会自发性的出血。由于这个病的影响，我13岁之前不会走，只能爬，因此也没上过学，只能拿姐姐的书来自己猜字，等姐姐回来再问她对不对，就这样识的字。

　　记者：您怎么有勇气拿出母亲留的保命钱创办企业？

　　郑卫宁：残疾人无论是什么原因残疾的，由于自身的障碍造成的是他在成年之后不能工作，不能工作的后果对他的这种自信和人生价值打击是非常厉害的，我们每个残疾人都惧怕自己活的是毫无价值的人生。

　　记者：今天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您当初绝望过吗？

　　郑卫宁：绝望过，我曾经自杀过，被家里人发现后救了下来，所以，我知道残疾人在觉得自己生命没价值时的感受，也正是这个原因，我最后用妈妈留给我的救命钱办了企业。

　　记者：您裸捐后，没想过家人吗？他们支持您这样做吗？

　　郑卫宁：我跟家人商量过,我爱人和女儿都很支持我的选择,她们都有自己的收入,女儿在大学工作,都完全可以自立生活,我女儿说过为我的选择感到自豪。

　　记者：您现在每天还去公司工作吗？您怎样看待生死？

　　郑卫宁：基本不去了。对于生死,得病这么多年,我家族得病的人没有一个人活过50岁,我今年已经58岁了,可以说,死亡是我的动力，因为我并不知道我明天还在不在，所以说今天能做的事，我不会把它拖到明天。

　　记者：残友现在已经在全国拥有了32家公司，您对复制到更多的地区和国家有信心吗？

　　郑卫宁：有，我希望这个能帮助残疾人的模式可以在全世界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