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外交本质：

　　时代变了，不能老讲博弈，要讲共赢

　　广州日报记者：有人说，外交就是在国与国的博弈中间做工作，您怎么看外交的本质？

　　吴：外交是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那完全是博弈，最后是靠战争，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要靠革命。

　　可今天时代变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不能说简单地博弈了，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外交官的智慧就是，双方有共同利益，但是人们不一定认识到，他的利益就是，看到做这件事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对方的利益，所以他就用一种娓娓道来的语言，让中方的决策者意识到，符合中国人的利益，再跟外方打交道，让外方的决策者意识到符合对方的利益，愿意做，他促成一下，就成了，这就会带来巨大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老是讲博弈，他忘记了时代的变化。像17大报告里提出来：我们始终不渝，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开放战略，互利共赢不只是寻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考虑对方的利益。

　　所以我认为，外交是内政的继续，我们在搞现代化，我们最需要的是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如何建立，如何创造，那就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更多的找共同点，发展共同利益，另外一方面，如果出现分歧的时候，妥善的解决，这就是整个国际关系往前发展。

　　外交本质是随着时代变化，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

　　广州日报记者：从外交的艺术和技巧的层面来看，外交的本质是否类似在做人际关系呢？

　　吴：当然，人际关系也并不是花言巧语，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把人际关系看的好像是在“忽悠”人家，忽悠人家也不能持久，世界上有傻子，但傻子不居多数，特别是搞外交的，全世界没有把本民族的窝囊废派来搞外交的，总是本民族的优秀人才，来搞外交。

　　所以我感觉是超越了人际关系，人际后面是国家，就是国家的利益，来推动国家利益，共同利益往前发展。

　　广州日报记者：那您觉得如果作为外交官要想做到这样，做得很好，应该从哪些方面修养自己？

　　吴：我想一个外交官首先要忠于祖国；第二，他要有比较渊博的知识，就是要懂得中国政府的政策，懂得中国，懂得世界，不仅懂得政治层面，还要懂得经济，文化，也就是懂得双方；

　　第三，外文要比较好；第四，有比较强的交流能力，。

　　广州日报记者：那是不是对一个人的内在的知识结构的要求比较高？

　　吴：对，要懂，当然在整个的交流能力，内涵，衣着打扮，人家看上去觉得不错，别衣着打扮让人家一看就很怪，人家看上去反感，包括手势，有许多避讳。讲话时眼睛要看着人家，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懂。

　　广州日报记者：随着我们国家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现在的外交思路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吴：那当然有所不同，过去很多事情“不关我事我不管的”，联合国投票三种形式，赞成、反对、弃权，中国到联合国后，因为很多事情不感兴趣，不参加投票。

　　现在不同了，所有的热点问题，中国都参与，推动他积极的解决，联合国维和部队，我1971年去联合国的时候，我们认为，不赞成，现在我们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广州日报记者：我们未来外交会向哪个方向走？

　　吴：我想，外交总的方向，促进世界和平的方向，中国和世界连在一起。我们构建和谐世界，记者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我们中国人希望自己好也希望人家好，希望世界好，就是这个意思。和平发展世界的需要，中国需要世界需要，我们促进，有利和平的事情，比如我们积极参与朝核问题，推动和平进程，发展，中非合作论坛，推动中非合作。

　　包括中国跟一些大国的合作，很多数字都是惊人的。

　　谈自己的外交生涯：

　　“不会交流？你完蛋了！”

　　广州日报记者：您一直很强调交流，记得您在书里讲到一个例子，讲我们国家的一些人包括官员，到外国去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经常用“天气怎么样啊”这样的套话。那么您作为外交官，如何看待交流能力的重要性？

　　吴：一个外交官，会交流和不会交流，差别极大，一个会交流的外交官，可以在他所在的国家很活跃，到处见到他的身影。

　　你会看到媒体上有关于他的报道，他对公众发表演说、到学校去讲话，出现什么有关中国的问题，记者就来采访他。他的活跃，可以让世界更加感觉到中国的存在，外交官会交流很重要的。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当过葡萄牙的前任部长，他说：“你不会交流，‘完蛋了’，对公众来讲，不会交流你就没有任何作用。”你说在家里谁知道你啊，所以我想外交官会交流是必备的。

　　广州日报记者：作为外交官，您所说的会交流与普通人之间的交往，有什么区别？

　　吴：外交官的行为是国家行为，他的任务是促进中国与外国之间加深了解，减少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阻力，促进中国同世界的合作。

　　交流的目的是，第一，了解中国现在的状况；第二，大家很关心中国向何处去，那么中国的方针是什么，要能够跟人家讲清楚；第三，他要跟人家讲清楚，必须要懂得对方，知己知彼。

　　我怎么讲人家听得懂，怎么讲人家听不懂，不仅是翻译成外文的问题，因为外国人和我们的思路不一样，听得懂的语言，还要是人家听得懂的逻辑，听得懂的事例来讲。

　　还有一点是要诚，做外交官也是这样，因为你不诚恳就交不到朋友啊。

　　广州日报记者：听说您任法国大使期间，跟希拉克总统夫妇的关系不错，中法关系也相当融洽。那段经历您是不是印象特别深刻？

　　吴：当然，我当了9年大使，从1994年到2003年，在法国干了四年零8个月，这是我最后一任在外交一线工作。而且这个时期两国的关系发展的势头很好，所以我在大使的位置上也能够对这种发展的势头予以促进，沟通双方领导人的一些想法，做了一些促进的工作。

　　广州日报记者：我看到您在书里讲，如何去跟希拉克夫妇接近，了解他们，这段经历对您对外交的认识有没有什么促进或者改变？

　　吴：当然，人对问题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入的，1994年我出去当大使的第一任到荷兰去当大使，一年下来，我总结了六个字，“调研、沟通、建议”。到了驻法国之后，我又加了两个字：接待。因为这是中国特色，咱们大批的人走出国门。我在巴黎期间，每年接待光副部级别的代表团20多起。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当成包袱，我正好去向国内介绍法国，而且这些出去的人一般都有一定身份，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可以问很多问题。对外我可以总结出八个字，“调研、沟通、建议、接待”。

　　广州日报记者：吴院长在您担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时期，中国人还很少在国际组织中担任主官，在您看来，担任这个主官对中国人是一种挑战，还是可以借之做很多事情？

　　吴：是一种挑战，当然这和能做很多事情是结合在一起的。国际展览局1931年成立的，中国人没有当过主席，亚洲人没当过主席，发展中国家也没当过主席，我就占了许多的第一。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2005年3月23号，爱知县世博会在日本举行。我在讲话中提出世博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非洲国家举行过，我说让我们共同努力，把世博会带到非洲，要塑造那里的环境。摩洛哥后来就申办了2012年世博会，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那是第一次，后来，很多人说只有你们中国人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替发展中国家着想。

　　广州日报记者：我很好奇，您处理一个外交事件或者是突发事件的时候，信息如何收集，如何去思考，最后如何做出决定？

　　吴：一般遇到一个事情我不急于下结论，我听，大家怎么看，包括自己的下属。然后这个过程慢慢形成自己的想法，跟人家去交流。

　　有的时候我发表演说，我讲了看会场的反应，是在认真听，是在交头接耳，还是摇头、点头，有些话讲得人家觉得很有道理，有些话还需要调整，外交工作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我这个人特点不大容易满足，生活有意思就在这里，总是能追求做得更好。

　　吴建民小传

　　1939年出生于重庆。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1961年到1965年，常驻布达佩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任代表翻译。曾经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纽约)任二秘、参赞等职，任中国驻欧共体使团及比利时使馆参赞。1991年到1994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1994年到1998年，历任中国驻荷兰大使、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1998年到2003年，任中国驻法国大使。

　　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