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引领农民走出城乡夹缝 城镇化引领农民走出城乡夹缝
    在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的斑竹村，田里兀立着一幢幢崭新的“空巢”。其中一座属于65岁的老朱。虽然一年到头，他和老伴、子女都在广州的制衣厂里打工，但他还是掏光了一家六口人的积蓄，在老家盖了四层的白楼。
    在城里，他们挤住在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娃娃念的农民工子弟小学过一阵子就要被拆迁了。虽然城镇化喊了好多年，但老朱从来没觉得自己真的“进城了”。
    青年学者吕途发现，这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怪象——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把多年的血汗钱投入“空巢”，甚至为此负债累累。
    “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2012中国社会蓝皮书》表明，中国正以每天消失100个村子的速度，快步进入城镇化，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党的十八大报告专门强调要“加速城镇化进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城镇化时还首次出现“自由迁徙”一词。
    但在两会不少代表委员眼里，“城镇化”提速，还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新城建设”的大干快上不相称的是，农民工依然迷失在城乡的夹缝中。
    高楼盖得多，不等于城镇化。“我们讲要让城镇尽可能吸纳农村人口，但这些人生活得怎么样？”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陈锡文列举了一组数据：2011年全国农民工加入城镇养老保障的占16.4%，加入城镇医疗保障的占18.6%，平均水平到不了20%。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城市空间扩大了2～3倍，但户籍人口只扩大了1倍，人口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于空间的城镇化。”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
    蔡继明认为，我国现在有2.6亿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中都找到了工作，说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可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但他们却没有办法在城市定居，迟迟不能变成“居民”。
    这种游离在城乡之间的生活状况不仅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公，而且阻碍了城镇化带动经济更快增长。而跨越城乡间的鸿沟，首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
    2012年四五月间，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走遍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的省份。他们发现，户籍改革遭到不少市长的反对。
    “(这些)市长就这么坏吗？不是的。”陈锡文说，“改革是有代价的。现在如果没人出来跟他分担，一个市长是挑不动的。”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副市长刘英姿认为，解决城镇化问题不只在取消户籍上。如果只是放开户籍制度，配套改革跟不上的话，就会得大城市病。
    城镇化的关键是人的城镇化。农民变市民，远非户口簿上改两个字那么简单。小小的户口簿，绑定的是保障房、教育、医疗、社保等众多保障。
    2010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报告认为，当前农民工市民化，人均成本约在10万元。2011年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重庆、嘉兴、武汉、郑州4地测算，得出农民成为市民的人均成本在7.7万元到8.5万元之间。如果以此为参照，2.6亿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的资金，就成了“难以承受之重”。
    从农民工到学者，认为“10万成本是吓唬人”的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只要取消户籍附带的社保、医疗、教育限制，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长年为农民问题奔走疾呼的陈锡文，这时候反而站在了市长们的一边。
    “代价”，成了这位面色黝黑的学者型官员的口头禅。“这不能叫城镇政府一头拿。所有的事不能都指着市里这点儿财政，而财政都是刚性预算，钱上哪儿弄去？他们已经说了自己拿不起，代价太大。”“但无论如何，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
    陈锡文提出了一条现实的改革路径：“农民转市民，需要多方分担。政府、农民自己和目前已在城里的城镇居民，要共同来承担。单靠谁都不能解决。”
    整体制度设计要朝这个方向走，这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今天一个农民来了，明天就能解决你的市民身份；可能今年来了，明年也还解决不了。”
    在他的设想中，应该把要不要当市民的选择权，交到农民自己手里。
    对留在城市的农民工，陈锡文有言在先：“你要找给你交社保的企业。第一，这样的企业不多；第二，交了社保，工资待遇受影响；第三，对工人素质的要求会更高。这样的要求你能满意吗？”
    而且农民工选择要留在这个城市，就要交够多年的税费。“不要觉得不公平。不是只有中国这样，外国有交够8年或9年税费的实践经验。所有的国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这笔账，得让每个农民自己算。
    “第一种选择，要是家乡发展得好，我只在你这里打工，不需要变成市民，将来要回去。第二种，我想留下，但是我没有（在大城市发展的）支付能力，就可以选择去小城市、小城镇发展。”
    这可能和很多农民工的梦想不同，但陈锡文一语道破：“有所得，就有所失。”
    “另一边，我们也得让城里人明白，城市发展到今天，有农民工的巨大贡献。所以接下来的城市福利，比如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学校，我们得让出来一块给他们。市民得理解同意。”
    陈锡文的设想，并不是一厢情愿。在浙江代表团的会场，全国人大代表钟天华坦率地说：“利益再分配始终倾向于我们这样的城市利益既得者群体。”
    “有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呆了5年、10年，现在到了我们为他们做点什么的时候了。”这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主动说。
    在刘英姿看来，“城镇化”绝不只是“让农民全涌向大城市”。“城镇化是要让资源流向农村，让农民活得更好，才能拉动内需。”
    这位湖南女子理解的美丽中国、中国梦里，“也要实现一个美丽乡村的梦”。 如评论，请先点击 登录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