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析香港医院低价看病原因

　　探路“医改”：港大深圳医院为何能低价看病
　　　　[ 拒收红包在港大深圳医院有严格规定。卢宠茂多次在外科部强调：“谁拿红包，谁就走人。”而拒收红包和回扣也被写入合同，一经发现立即被除名 ]
　　在打工者朱伟芝眼里，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下称“港大深圳医院”)有些与众不同。
　　今年3月5日，朱伟芝带着身患自身免疫性疾病(重症肌无力)4年的妻子入住港大深圳医院外科部，10天后进行了胸腺切除手术。“花费是其他医院的三分之一，不用给医生红包，值班医生每天查房五六次，护士笑容满面照顾有加。”朱伟芝说。
　　朱伟芝并不知道，这家由深圳市政府投资近40亿元、耗时8年建成、去年7月1日试运营的医院，在酝酿之初就被赋予了深圳公立医院改革样本的重任。香港专家和内地医生组成各科室医疗团队的同时，它的运营管理则由香港方面派出的管理团队来执行。
　　也是这么一家医院，开业之初遭遇了诸多尴尬，比如诊疗流程仍需与内地病人就医习惯磨合、重大医疗器械偏少等，而至4月底，尽管运营已有半年的港大深圳医院日均门诊量800人次，接近首期运营的目标，但医院病房入住率却不足五成。
　　病人交口称赞与医院遭遇尴尬之间，这家承载了改革示范样本意义的医院与内地其他医院究竟有何不同？每天又在发生着什么？它又能否安然度过5年的哺育期和成长期？今年3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随病人一同探访港大深圳医院，试图寻找其中的答案。
　　团队负责制
　　初来港大深圳医院，朱伟芝就惊呆了，这座医院的宏伟和华丽程度不亚于一座大型博物馆。
　　占地面积近2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7万平方米，拥有2000个病房，位于同一楼层的43间手术室，还配有巨大的学术报告厅。外加医院大厅左右两侧有15个收费口和20个取药台，但朱伟芝也发现，这里并无其他医院人头攒动的景象，医院也由此显得空旷。
　　3月5日，朱伟芝和妻子见到了港大深圳医院外科部的庞医生，这位40岁左右的医生此前供职于广州一家公立医院。
　　团队负责制是港大深圳医院引入香港医疗模式的一个表现。“在这里，虽然病人见到的是一个医生，但有一组医生决定他的治疗。”港大深圳医院外科部主管卢宠茂对本报记者说，病人到这里不需要找熟人，不需要考虑给红包，但治疗水平是一样的。在香港玛丽医院也采取这样的模式，医生分为不同小组，给病人一个标准化的治疗。
　　曾就职深圳市一家公立医院的一位医生对此深有感触：“内地为什么会有人喜欢找名医，因为不同的医生会给病人不同的指引。擅长开刀的医生就让病人做手术，有些不擅长的就不建议病人开刀。但港大深圳医院从诊断、术前检查、决定手术方式、术后治疗、出院的决定到出院以后的跟踪随访全部都由一个团队进行。”
　　在内地医院，通常一台手术由一个医生负责，而港大深圳医院每2～3周举行一次多学科病人讨论会。3月中旬，一位肝癌病人住进港大深圳医院，外科医生认为可以进行手术切除治疗，但因其患有原发疾病，骨髓造血功能很差限制了手术实施，经过讨论，治疗由内外科医生协同，先用药提升病人的血小板，帮病人度过手术期，外科医生实施完手术后，内科医生也会跟进。
　　上述医生对本报记者表示，内地医院不同科室之间存在利益竞争，经常会出现抢病人的情况，不是以患者为中心，而是以医生为中心，在港大深圳医院，各科室不以收益为目的，之间不存在竞争。
　　减少耗材，减少用药
　　3月15日，朱伟芝的妻子做了胸腺切除手术，9000多元的手术住院费用让他很吃惊，他曾特意打听过广州一家公立医院，同样的手术加住院费要3万元左右。
　　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港大深圳医院手术收费标准单显示，其一般手术住院总开支平均是广东省内同等医院的三分之一左右，如甲状腺癌根治术住院总费用为8000元～9500元，药品费用比例约9%，乳腺肿物切除术费用为3500元~5000元，药品费用比例为11%，另外有些手术药品费用占比仅0.5%。
　　卢宠茂表示，很多不了解港大深圳医院的人称他们是贵族医院，事实上，他们的一些手术住院总费用比其他医院更低，原因在于他们减少了耗材和用药，药品费用所占比例一般都会依国际标准在10%以下。“而且收费完全透明，没有任何灰色收费。”
　　“与之相比，内地很多医院药品(费用)占整个手术住院收费的50%以上。”上述曾在内地医院就职的医生对本报记者说，其实有30%的药是可以不用的，但内地医院实行“以药养医”制度，允许医院靠开药赚钱，而进入药品目录的药几乎都有回扣，有些医生自然就会乱开药。
　　目前，虽然很多医院在考核时控制药品比不能超过50%，但为了增加科室收入，一些医生就会增加检查来创收，因为医生奖金通常和科室创收挂钩。
　　在港大深圳医院，能够消除医生多开药动机的方法是医生拿固定薪酬，收入绝对不跟医疗行为挂钩。同时，港大深圳医院每个科室都设有部门审核一职，定期检查医生的工作数据。如果发现对一个病人反复开药，这名医生就会被询问。
　　面对少开药，习惯了内地做法的病人反而有时还会不理解，医生需要跟病人反复解释，“有些药根本不需要”；“有些抗生素是不用吃的”；“不输血对你反而更好”等等。
　　“就冲你们不收红包”
　　在正式运行了6个月后，病人并不如预期那么多。一位医生对本报记者说，在以前的医院，他每天最少看30个病人，现在一天只有10个病人，原因可能在于先全科后专科的方式并不符合内地人的就医习惯。
　　按照港大深圳医院的规定，如果没有外院的诊疗意见或检查报告，病人需要先看全科医学门诊，有需要的话再看专科门诊。全科门诊采取打包收费的模式，每人次130元，包括挂号费、诊疗费、最多7天药物费用、标准检验费、非严重伤口处理费等。
　　先全科后专科以及打包收费的方式也是香港医院普遍采用的模式，其初衷是避免患者在不同专科来回周折，因为全科医生医学知识更全面，可迅速辨认病症，准确转介到专科。打包收费意在减少滥做检查与滥收费用，并避免患者多次排队缴费的麻烦。130元的打包标准，参考深圳三甲医院3年平均门诊费用230元/人次而定，一年内还将收集实报实销数据进行分析比对和调整，确保打包收费的合理性。
　　“按照香港经验，在全科门诊‘打包费’内，90%以上的病人可以看好病，不需再转去专科。从这个意义上看，专科门诊的病人少了，诊疗费用就会得到控制和下降，医疗资源就不会浪费。”港大深圳医院院长邓惠琼表示。
　　但这显然有悖于中国人“货比三家”的习惯。“很多病人挂号并非来看病，而是来咨询或者来挑一个信得过的医生做手术。”上述曾在内地医院工作的医生对本报记者说，有这种心态的人就会认为花130元太贵了。再加上港大深圳医院严格执行预约制度，让习惯了提前几个小时就到医院排队的内地病人颇不习惯。
　　当然，也会有特别忠诚的患者。一位70多岁的老人患了肝胆管结石，一定要在港大深圳医院做手术，她的理由是：“就冲你们这里不收红包”。
　　拒收红包在港大深圳医院有严格规定。卢宠茂多次在外科部强调：“谁拿红包，谁就走人。”而拒收红包和回扣也被写入合同，一经发现立即被除名。
　　港大深圳医院外科部肝胆外科的医生纪任对本报记者说，因为违规成本非常高，没有人会铤而走险。而且不是每个医生都愿意接受红包和药品回扣，以前在内地的医院，体制如此，医生要想赚钱得自己想办法赚。
　　本报记者在港大深圳医院采访期间，有多位医生表示，离开体制内到这里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只想做一个单纯靠技术养活自己的医生，不用考虑如何创收、人际关系、要不要拿红包等问题。
　　邓惠琼说，港大深圳医院的绩效考核和薪酬设计，只表明一个态度：让每个医生都明白，他作为医生所需下的唯一功夫，就是怎样把病人治好；他开药的唯一前提就是病人的病情需要。
　　高薪养廉背后
　　在港大深圳医院，医生收入的多寡，与病人缴费之间无任何关系，只与他的资历、执业岗位、工作表现有关。这就切断了医生开大处方、做大检查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利益链条。
　　养廉的前提是“高薪”，港大深圳医院医生的平均年薪是税前30多万元，有些可高达五六十万元，这样的薪资水平比深圳其他公立医院高出2～3倍。
　　但这样的“高薪”对内地顶尖专家吸引力并不大，“三甲以上医院某科室前三名的医生都不会到这里，他们年薪起码过百万元，平时还能到其他医院开‘飞刀’。”一位医生对本报记者说，让这些医生放弃体制内的事业编制，也就等于放弃了丰厚的退休金，同时要面临三年一聘的考核压力。
　　近期，港大深圳医院的放射科招聘就遇到一定困难，国内放射科医生靠“机器”赚钱，奖金收入通常很高，这里的薪酬对他们并无多少吸引力。
　　卢宠茂对本报记者说，港大深圳医院外科部不会考虑吸纳45岁以上的内地医生，45岁以下的医生更有成长潜力，会和香港方面合作一起成长。更多年轻内地医生看中的是港大深圳医院的平台和接近香港诊疗模式详尽的培训。纪任说：“这里适合愿意学知识、对前途乐观、看好这家医院未来的医生。”
　　虽然钟情于港大深圳医院，但上述这位70岁的老人一直在等待手术，因为用于微创内镜取石的医疗设备还未到位。
　　医疗设备因审批期太长导致短缺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港大深圳医院的就医人数。邓惠琼曾多次对媒体提起用于放疗的直线加速器迟迟未获审批的例子。按照深圳的人口比例，深圳需要28台直线加速器，但目前整个深圳只有6台。没有直线加速器带来的后果是，肝癌复发或术后边缘有残留癌细胞的患者需要放疗，还要转到其他医院，造成医院不能对此类手术提供一站式服务，干脆就放弃不做。
　　对于这样的审批程序和速度，让来自香港的管理层有些不适应。邓惠琼表示，这个速度比香港慢许多，“在香港医院，若是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就有采购权，通常半年左右的时间就能采购到位，甚至有可能更快”。
　　盈利机制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香港大学关于合作举办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协议书》，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医院设置董事会、医院管理团队和监事会。董事会对深圳市政府负责，医院管理团队对董事会负责，监事会则负责监督董事、医院管理团队成员的职务行为。
　　目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担任港大深圳医院顾问委员会主席，深圳市长、香港医管局主席、香港大学校长等人都是委员会成员。董事会成员深港双方各占50%，医管会成员也是深港双方各占50%。
　　港大深圳医院的未来，盈利机制始终是难解的问题。很多人心怀疑问——硬件豪华，手术费是其他医院一半，医护人员高薪，这家医院如何维持未来的运营？
　　港大深圳医院相关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港大深圳医院依然由市政府投资补贴，但具体补贴数额属保密范畴，随着病人的增多，政府资助会逐渐减少，5年后要和其他公立医院一样实现自负盈亏。
　　按照目前的设计，医院将用40%的特需服务(VIP)来维持公立服务。卢宠茂解释称，特需服务是为一些经济能力比较好的病人提供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满足特殊需求的服务。“但特需服务占比多少，现在很难估计，特需服务具体收费标准也仍在研究中。”
　　特需服务是否会减弱医院的公立性？卢宠茂表示，因为限制了特需病房的数量，公立病房不会减少，2000间病房中有500间可以被用来做特需病房，其目的也是补贴医院的收入，对公立部分的病人也是有好处的。
　　香港特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贴一直保持在医院收入的90%以上，以玛丽医院为例，香港政府每年投入30多亿港元，而在内地，以深圳为例，公立医院的政府补贴约占其收入的17%，而这一比例在内地公立医院政府补贴中已相对较高。
　　“愿景很美好，但现实仍有很多矛盾无法解决，5年后要实现自负盈亏的前提是，这家医院要有很好的名声，有人排队做手术，等不了就会去VIP。”一位医生对本报记者表达了他对医院未来发展的担忧，“病人凭什么要掏高价来购买服务？肯定要找最好的医生，但是在这里最好的医生资源有限，如何满足病人需求？”
　　港大深圳医院试营业后的第四天，曾参与过该医院从论证、选址、公示到筹办全过程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就在博文中写道：“深圳市政府与港大的合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公私合营’，用40%的VIP服务来维持其60%公益性，可维持否？拭目以待！”
　　3月29日，朱伟芝为妻子办了出院手续，离开港大深圳医院。本报记者问他，你会向身边的人推荐这间医院吗？他笑着说：“如果有人问起，我肯定会推荐他们来。”
　　在港大深圳医院遭遇“深港磨合”
　　卢丽涛
　　香港医生不得不面对的是内地的医患关系问题。
　　“我来之前，很多人告诉我，到内地当医生很危险，还有香港同事问，要不要戴头盔上班。”来自香港的外科医生樊敬文笑着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着，还做了一个夸张的动作，但5个月的工作经历，让他打消顾虑，虽然有病人因不理解向医生发怒，但沟通之后不会发生纠纷。
　　港大深圳医院外科部主管卢宠茂说，香港一样有病人投诉，但很多投诉经过跟病人的沟通都不会成为医患矛盾纠纷。不信任是医患纠纷的重要原因，病人把生命交给医生，还需要用红包来保障，何来信任？
　　港大深圳医院设置了一个特殊的科室叫“病人关系科”，目前有3～4名医务人员，随着就医人数增加，这个科室也会增加人手。
　　港大深圳医院院长邓惠琼说，欧美国家的医院内普遍都设立病人关系科，是让患者反映问题的地方，除了医患纠纷，患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到这里提出。医患关系紧张到一触即发，原因之一就是病人找不到说话的地方，当然也就丧失了有效疏导和发泄的机会。
　　为了防患于未然，港大深圳医院为每个医生都缴了“医疗责任”险，目的是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医生不会担心由自己赔钱。
　　除了医患关系，内地医院有很多规章制度需要香港医生适应，比如病历的书写问题。
　　上述曾在内地医院工作的医生对本报记者说，内地医生需要花大量时间书写病历，卫生部规定，病历如果写得太简单就会被评为丙级病历，你的晋升会受影响，内地的每家医院有质控科，对病历进行抽查。所以，内地医生有大量时间花在写病历上。相比之下，香港医生的病历就会写得很简单，甚至可以用画图来代替，或者由助理代劳。
　　上述医生解释说，内地的培训机制是让医生通过写病历来学习。但三五年后，这种记录就是程序化的记录。同时，一旦发生医疗纠纷，病历会成为呈堂证供，为了给自己开脱责任，内地医生也被要求尽量把病历写详细，有时还会出现依照病人病情变化重写病历的情况。
　　内地医生以为港大深圳医院可以按照香港规定书写病历，以减少花在病历上的时间。但因为发生医疗纠纷需在内地的法律框架下解决，港大深圳医院仍要求医生按内地要求书写病历。
　　卢宠茂还提及，另一个需要香港医生适应的是，玛丽医院是全部由政府拨款的公立医院，医生开药检查并不需要考虑病人能否负担，但在内地需要替病人考虑其经济能力。
　　曾有声音认为香港模式在深圳遭遇“水土不服”，卢宠茂表示，其实不是水土不服，香港模式和内地运作系统需要融合才能成功。深圳优势在于硬件，香港优势在于软件。软件发展就是要改变人心，建立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对医生的信任，这是缓慢的过程，也可能需要10年甚至是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