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残疾人的梦：不想学按摩的盲人 倪震曾经因为眼盲的关系去学习按摩，但他现在正在就读法律。 
 
倪震不想当按摩师，尽管在山东老家的邻居、老师和差不多所有人都在力劝他做这一行――因为他是个盲人。 
 
“整个大环境都在说，‘盲人只能做按摩’，但我半点兴趣都没有。”28岁的倪震说。音乐被认为是适合盲人的另一个行业，但在泰安和青岛的残疾人学校上学时，倪震却梦想着参加高考，以便可以自由选择专业。然而，“当地教育部门表示，‘我们没有能力让盲人参加高考。’”他说。 
 
倪震似乎向命运屈服了，他参加了一个针对盲人的特殊考试，开始进行为期五年的按摩学习。“我那时很叛逆，因为我不喜欢被强迫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而且还得花那么长时间去做。”他说。 
 
虽然花了几年时间才找到自己的路，但倪震做到了，通过取道英国和香港：他获得了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的教育学硕士学位，目前正在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读法律。倪震要向世界传达一个讯息，他写了一本有关中国残疾人的宣言，全文77页，尚未出版，其标题《有待开发的人才》(Untapped Talent)就是这一讯息的总结。 
 
在全球各地，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存在某种形式的身体或精神障碍。“他们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少数派。”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官方网站“联合国与残疾人”(United Nations Enable)表示。中国说自己有8500万残疾人，约占总人口的6.5%。比例较低的原因尚不清楚。 
 
对于很多残疾人来说，获得治疗和工作机会是一个挑战。贫困常常伴随着残疾而出现。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估计，世界上最贫穷人口中的20％是残疾人。他们在取得良好教育上面临的障碍也减少了摆脱贫困的机会。 
 
在中国，跟健全人相比，残疾人也更加贫困，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大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新华社援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张海迪的话说，残疾人仍然是“最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之一，很多还生活在贫困之中，”她是在残联最近一次在北京召开的年度代表大会上说这番话的。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目标是把人们对残疾人的看法从“社会扶助的对象”(objects of charity)转变为“享受各项权利的主体”(subjects with rights)，中国已经签署并批准了这项公约，联合国网站说。2008年，中国的残疾人有了进入普通学校的权利。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授许家成表示，进展虽然缓慢，但却实实在在。他援引政府的数字说，2012年9月，约有8700名残疾儿童开始在北京上学，其中5700名进入普通学校，近3000名就读特殊学校。不过，健全儿童的父母有时候会反对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我们有一些文化观念需要克服。”他说。 
 
专家表示，中国正在残疾人事业上投入资金，即便有时候方式存在偏差。2008年，中国斥资6亿人民币，为残疾人士修建了190所新学校，“是政府从1991到2001年整整十年间投入的残疾人教育资金的10倍”，《中国日报》援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一名官员的话说。该联合会名誉主席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 
 
残联的数字显示，2009年，中国在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上投入资金逾120亿人民币，比上年多出约40亿元。 
 
但是，相对于建筑设施，中国更需要训练有素的治疗师，北京私立儿科治疗中心“胡宝小屋”(Eliott’s Corner)的总经理高瀚远(John Giszczak)说。 
 
“那就是需要他们投入的地方，”高瀚远说，“中国终究需要建立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和语言治疗师队伍，这些事情他们都还没有开始做。”
 
这些职业的地位较低阻碍了它们的发展，他说。 
 
“中国没有职业治疗师资格证书，”高瀚远说，“有一种‘康复师’资格证书。但是在医疗系统中，康复师甚至还不如护士，他们被看成是技工，地位较低。最优秀的学生会继续深造，去念医学或者一般领域的硕士，不会再投身康复工作。”一些大学才刚刚开办物理疗法和职业疗法的专科教育，他说。 
 
因此，高瀚远说，尽管作出了巨大的固定资产投入，“但在康复方面仍然有巨大的需求，十分匮乏。”
 
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创办者孟维娜说，政府经常感到自己的努力得不到认可。慧灵是一家非政府组织。 
 
孟维娜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感觉自己做了很多事，做出了很大的投入，而且的确如此。”可是她说，政府的控制欲影响了其举措的效果，官僚和政治说了算，而不是那些真正有实际经验的专家。她指出，因此，残疾人还在承受痛苦。她说，“人们缺乏信息”，这让很多残疾儿童的父母走投无路。“在西方，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有残疾，就会启动一整套体系提供帮助，进行早期干预。在这里，情况却未必是这样，政府挂起来了很多标语，宣传各种服务，但它却不能让整个系统从内部联动起来。每一块都在做自己的事，而且会小心地把守自己的领域。”
 
其后果就是，残疾人无法融入主流社会。 
 
“政府没有明白，残疾人需要在社会里成长，”她说，“他们会盖起巨大的建筑，然后把所有的孩子塞在里面。”她说，几乎没有改变的动力，那些设施都是官员在经营，他们则可能会雇佣自己的亲戚。 
 
缺乏融入就意味着公共场合并不经常见到残疾人，而这又会妨碍社会接纳残疾人。对倪震来说，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教育这样的大挑战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里的种种不便上。 
 
他把自己的体验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在英国和香港的便利和在中国内地的艰难。他说，残疾人很难利用中国的公共交通出行。在街上问路时，人们经常会以缺乏理解的姿态回应。 
 
“我会拿出”政府发放的“残疾证问路”，他说，“人们却会用手指路，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动作。于是我说‘我是盲人，看不见你在朝哪儿指。请您描述一下好吗？’”可是，他说，即使加上语言描述，他们还是会用手指。 
 
在倡导团体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最近就中国残疾人的受教育机遇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列举了很多将残疾人排除在外的例子。如位于北京的首都医科大学2009年的招生简章中规定，不招收“躯干和肢体残疾考生”。 
 
报告中说，中国有超过40%的残疾人不识字。报告还写道，“尽管政府数据显示，几乎所有儿童都可以进入小学就读，但是残疾儿童却有很大的差距，那些儿童里有28%得不到他们应得的基本教育。”
 
“残障儿童有权和所有其他孩子一样到普通学校上学，并且有权依据他们个别的学习需求得到支持，”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在一份声明中说。“然而有些学校未能──或干脆拒绝──提供这些学生的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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