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在报上看到一张照片，仰视的角度，一个戴墨镜的男人义无反顾地走着，手持木棍，披头散发，一件宽大的条纹衫里面鼓动着大块肌肉，镜片后似有两道目光要穿透镜片打量前路。这是一个盲人歌手，他叫周云蓬。他还开专栏写文章，而且写得真棒！

　　从此，报刊上但凡有他文章的，我先读。好样的老周，每回都不让我失望，让我有所得，有所悟，欲哭欲笑。最近我买了他的新书 《绿皮火车》，以绿皮火车那种慢吞吞的节奏读了三天。他的文字如一道闪电，突然照亮了社会生活的角落，也像一支节奏缓慢、有点伤感的歌谣，讲述着差不多被人遗忘的传说。

　　他总在路上，在我目光之外的陌生地，又似乎刚从我家阳台下走过。他披一肩风雨，让刚冲洗过的头发在烈日下冒烟。到一个地方，他找一块地坐下然后开唱，前面摆一个纸盒子，收钱。

　　他以卖唱为生，有人将他比作“中国的荷马”。他漂泊四方，将自己创作的新民谣播洒到贫瘠的乡村边陲。他说：“我把我的歌献给平民，上班族、买不起房子、没有社会保险的人。”在他的演唱会上，成千上万粉丝如潮水般汇集拢来倾听，像迎接一个衣衫褴褛的布道者。他的民谣与传唱形式，继承了世界上一切优秀民歌的精神与苦难体验。

　　周云蓬不是一生下来就盲的，童年的他，在视网膜上刻烙了色彩斑斓，活色生香的生活，也许，他傻乎乎地直视过头顶那颗燃烧的火球。在九岁那年，他失去了张望世界的权利。从此，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但他还是凭着钢铁意志完成了学业。

　　长大成人后，沈阳这座城市再也锁不住一颗狂野的心，他留起长发，背起吉他，登上了拥挤、嘈杂，不知下一站在哪里的绿皮火车。

　　于是，他尝遍了人间的酸苦，全中国听到了他的歌谣。忧伤愁苦而不屈不挠的云团聚拢在他周围，为歌手编织成打不散的气场。他往流血的伤口上撒糖，别人以为能产生痒兮兮的感觉，却不知糖与盐一样，也是一种凝固记忆的腌制。

　　他行走在苦难中，不时爆发含泪的笑。他乐观、豁达、洒脱，今朝有酒今朝醉，风餐露宿，四海为家，以极大的善意与人交往，从底层民众中汲取智慧与友爱。在他的文字里，没有阴谋只有争吵，没有腐朽只有打拚，没有指责只有自省，没有哀怨只有自嘲。他对女友永存感恩。

　　他关心别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孩子、无所归依的老者，他为他们写歌并唱到嘶哑。上世纪最后一年他生日的那天，在人们末日狂欢的情绪中，他冲出没有暖气，也没有酒菜的租屋，去东直门地铁卖唱，将一晚上挣来的十七元钱捐给了希望工程。

　　2008年他发起了“音乐照亮生活·贫困盲童帮助计划”，召集一群歌手、朋友录制了童谣专辑 《红色推土机》。收获的钱给盲童购买乐器、MP3、读书机、电脑软件。与所有的音乐人一样，他也珍爱助自己一臂之力的乐器，在吉他琴面开裂、琴轴生锈后，他决定给琴养老，但后来又拿去义拍，把换来的五千多元捐给穷人，让心爱的琴“发挥余热”。周云蓬是浪漫的，又是现实的，如此，从他体内蹦出来文字才带着体温与血渍，坚挺着作为人的尊严，也弥漫着可亲可爱的人间烟火气。

　　老周写自己精彩，写别人也生动。《阿炳的一天》赛过一个短片，因为有着相似的命运与环境，他的描写如一个讲究的长镜头徐徐展开，“阿炳一摇钱罐子，很生气，钱不多。于是曲风一转，开始骂人……”看到这里，我一笑。还有《我的爸爸》，爱恨情仇千转百回，却没有半句滥情的废话，可触摸的细节像一筐翻倒的小鸡，叽叽喳喳奔来眼前。我在想，也许是善写歌词的缘故吧，老周早已练成了删繁就简、以一当十的身手。他的文字，散文、诗、歌词，上接传统，下接地气，是中国气韵与时代精神的忠实体现。

　　“哪里有贫困、不公、屈辱，哪里就会生长出悲伤或者倔强的民谣。”老周，这个“中国孩子”，是一株穿起在广袤原野的不屈的野草，散发着被车轮碾压后的草腥味。那味道，新鲜得呛人，仿老周语。我即使将自己的眼睛弄瞎，也学不像他的作风与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