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障者筑梦     5月的第3个星期日是法定“助残日”。这一天，50多位深圳残障人士被市残联邀请到西涌天文台参观。各个城区和街道的慰问活动也一如既往地进行。同日下午，十几位深圳聋人却相约来到深圳草莓音乐节，“听”他们的偶像——芬兰听障嘻哈歌手Signmark“唱”R&B。

    露天舞台下，人们在溽热的空气中随歌起舞，听障者邵成松和他的朋友也在其中。酷酷的黑人歌手玩弄着唇齿音，重低音的鼓声震颤着地面，36岁的Signmark和两位聋人舞者则应着这震颤，把rap译成手语，用他们的表情、身体和四肢“唱”出另一种乐感。演出结束后，邵成松和朋友聚在舞台一侧围栏边，与Signmark用聋人特有的方式拍肩示好，“虽然是外国人，但他用了我们能理解的手语，我们都能明白歌词”，邵成松用手语说。

    最令听障者受用的，是Signmark在视频中的手语宣言：“我们想向听障者展示，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一切事。我年轻时，老师和朋友都说，‘你是聋人，你做不了音乐’。而如今，我在柏林的舞台上举办了音乐会。”

    在邵成松的成长经历中，“这件事你做不了”的定论常常伴随着他。他曾经从体校校长、设计公司老板、快餐店同事的表情里读到过这句话，但更多时候，这句话却以一种人们未曾觉察的方式决定着他的未来。这也是“月亮孩子”杨仁良、先天性肢残江文山、盲人刘小飞们共同的经历。

    “好斗”的孩子和“卑微”的孩子

    听障者邵成松童年时是一个好斗的小孩——同龄孩子笑他听不见，他就跟他们打架，但“好斗”的背后是脆弱和恐惧。

    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的傍晚，深圳元平特殊学校显得静默空旷，几个打篮球的孩子格外显眼。生活老师邵成松展开两臂，做着大大的手语：“不要玩了，天气不好，很危险”。远处的孩子用手语求情：“再玩一下就回去”。手势急促代表严肃而不容辩驳，缓慢代表商谈，听障者间的对谈就这样安静而激烈地持续了几个回合，最后以孩子们收起篮球而告终。

    与邵成松的交流时而用纸笔，时而用简单的手语，他有时写自己是“聋人”，有时写“听障人”，还特别在纸上把“聋哑人”的“哑”字画去，写上“我只是听不到，不是哑”，但QQ空间里的他更激烈：“不要叫聋人，我们是听障人！”表情和字迹中的倔强透露着童年印记——一个好斗的小孩，同龄孩子笑他听不见，他就跟他们打架，“我赢了，后来他们怕了我”。

    “好斗”的背后是脆弱和恐惧。邵成松7个月时因为发烧而失聪，但直到7岁时才隐约意识到这个事实，因为“发现父母和别人交流都用嘴”。1980年代，他的老家还没有卖助听器，学语言是用图片来对应文字的形状。8岁时第一次用助听器，却发现“已经听不懂人们说的语言了”，“突然来了很多声音，好复杂，好头疼”。

    对待懵懂孩子发出的嘲笑，杨仁良曾感觉愤怒到极点，但更多时候觉得自己“很卑微”。出生于广西的他先天患有白化症，视力很差，被定为二级视力残疾。上学前，身边都是自小为伴的朋友，他们从来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同。他到离家稍远些的地方上学时，听到了侗语中很难听的词——译成汉语的意思是“全身长着黄毛、像动物一样的人”。

    杨仁良为此感到“难过”、“害怕”。“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仅在特点上是不同的，而且地位上也是不同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与人相处从不敢提自己的想法，“别人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但天生聪颖的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却很舒展，“我总是在想，地球有多大？我们为什么活着？我长大以后会怎么样？”也因为这样，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小学毕业的时候，杨仁良变得非常有主见。全年级100多个人，只有几个人考上了普通初中，他是其中之一。村里有人想买他的录取通知书，便说“你都看不到黑板……能学下去吗？”也有亲戚说，以他的状况，“读了也白读”。杨仁良铁了心要去读书，“我觉得如果不接受教育，我以后的路会更难走。”

    这个一度自卑的孩子想要自救。初中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他语文考了全班第一，老师表扬他，他害羞得把头垂到桌上，“耳朵像烧炭”。来找他讨教学习方法的同学渐渐多了起来，他“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也想“帮助别人把价值发挥出来”，“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自己没那么卑微，而且可以让其他同学更加有活力”。

    “能上学”的学生和“不能上学”的学生

    盲人张蒙翔小时候无法和小伙伴一样去上学，他的老板刘小飞要幸运很多：读书读到十几岁。

    “以前我们说‘残废’，后来说‘残疾’，现在说‘残障人士’，这背后是助残理念的变化”，邢宝强说。1岁时，骨髓灰质炎病毒伤害了他的右下肢，“其实只是走得慢一点”，如今身处残障群体中的他，是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社区残障人士的专委。在他看来，尽管近年来残障人士受教育和就业在改善，但“残”这个字仍难躲开机会的丧失，“视障和听障尤甚”。

    “在农村，盲人被认为是没用的”，在园岭一家盲人按摩店，来自四川农村的90后按摩师傅张蒙翔（化名）说，这已经是自己能想象的最好的人生。小时候，张蒙翔无法和小伙伴一样去上学，父母不知该拿他怎么办，“只好放家里”，他自己也一抹黑。14岁那年，当地政府推出政策，他得到了免费进盲人按摩学校的机会，毕业后在四川老家找了一份按摩的工作，两年后来到深圳，“听说深圳是个大城市，离海也很近。”

    比起张蒙翔，他的老板——42岁的刘小飞要幸运很多：读书读到十几岁。他自幼爱读历史书，但眼睛因为生病而越变越差，直到一只眼睛彻底失明，另一只眼的度数也只到小数点后两位，“变成盲人后，我就没办法上学了”。刘小飞花了3个月学会了盲文，却找不到喜欢的书籍可读。彼时国内只有一家盲文出版社，“出版的书大多都是按摩和医学，就这样，我慢慢读不到历史书了。”

    “1980年代在我们陕西山区，眼睛不好的人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学按摩，要么学算命”，刘小飞回忆，有盲人朋友拜师学了算命，而他选择进一所特殊中专学校，接下来的选择倒也简单——盲人只有按摩这一个专业，聋人也只有木工和裁剪两个专业。每一天，刘晓飞上课的内容除了语文，就是按摩。

    刘小飞说，如今时代在变，许多盲人有机会学心理咨询、钢琴调音和法律，有位深圳盲友还在准备司法考试，但放下按摩这门手艺的人比例不高。他常颇有危机感地告诫晚辈：“按摩是我们的饭碗，饭碗是不能丢的，有了这个饭碗，你再去看看什么更适合自己，多学一点东西总是好的。”

    他身边的盲人中，想参加高考的更是少数。在郑州亿人平社工助理王瑞的眼中，这不是意愿问题，而是机会问题，“长期以来，盲人一直没有办法参加普通高考，我的母校青岛盲校办了20年盲人高中，一直没有人能够参加高考”。

    比起盲人，聋人的选择看似更多，其实并非如此。邵成松一直想做的事只有一件——踢足球。直到现在，他的名片还印着“足球幻想之路”。14岁时，他从电视上看到墨西哥世界杯录像，阿根廷球员马拉多纳连过5人的飒爽英姿点燃了他的梦。他自己琢磨规则，学着踢球和传球，“跑多久都不累”。

    妈妈拗不过儿子的一再坚持，决定带邵成松去黑龙江体校，校长表情严肃，连说三个“不可能”。回忆起回家路上的情形，邵成松用手语作出泪如雨下的样子——母子俩一前一后，默默流泪。但这个犟孩子还是在心里说：“我不相信世界上没有聋人踢球。”在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念书时，他遇到了一帮球友，后来去了北京，业余又当上了北京手语足球队长。

    很远的梦想，很大的不同

    邢宝强成为深圳“分散按比例就业”第一批残障人士，数年观察发现，残障人士在晋升、福利方面普遍受到差别待遇。

    “一个新的现象是，我们社区的残障人士中，年轻一代大部分都有专科以上学历，比我们这一代要好得多”，邢宝强说。长期关注残障就业平等权利的NGO“广州众一行”公共政策研究员黄诗欣则表示，“就业歧视使得残障人士只能从事一些工资低、不稳定的工作，许多高学历的残障人士难以找到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被困在劳动市场的边缘。”

    忆及“残疾人分散按比例就业”政策出台前的境况，邢宝强说残障者的就业可用“恶劣”形容。1990年代，他毕业于深圳一所普通专科学校的家电维修专业，“毕业时班上其他人都进了机场、银行、通信公司，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好企业’”，他说，“而我呢，一毕业就失业了”。

    打散工数年后，邢宝强成为深圳“分散按比例就业”的第一批残障人士，在一家传呼台做“CALL台先生”，不过彼时绝大部分工作只提供给肢体残障人士。他数年观察发现，这些岗位上残障人士在晋升、福利方面普遍受到差别待遇，“有个肢残的朋友去跟老板反映情况，请求加薪，老板说，给你工作就不错了，可是她跟一般员工明明做的是同样的工作。”

    在政策之外，不少残障人士更希望以自己的能力与意愿，通过一般招聘争取到工作机会，而不是“先把你圈出来，再给你跟普通人不一样的待遇”（一位残障者语）。

    1990年代，黄建华带着在江西老家的荣誉证书来深圳找工作，老板们纷纷摇头。“身上的钱不够时，跑到沙头角买了几瓶啤酒，想喝完就投海自尽”，他在QQ采访时这样写道。心灰意懒时只见远处有一条小船，“老妇掌舵，老夫抛网”，他立刻拿出相机按下了快门。这依然存留的摄影本能提醒黄建华“仍然活着”，如今他是深圳残疾人摄影协会会长。

    但直到近年，黄建华的遭遇仍在许多人身上发生。2010年，杨仁良毕业于贵州大学英语专业，来深圳求职时，他体会到了昔日长辈们所担心的“艰辛的路”——投递了几百份简历，经历了几十次面试，每次都无功而返。所有对他履历满意的人，只要见到他本人，就会以各种理由婉拒。也有人直接告诉他：“你的样子对他们（学校学生）可能会有不好的影响”。

    即便毕业于人们眼中“聋人很好就业”的美术专业，邵成松也经历了颇多波折。提及2013年以前在北京工作的经历，邵成松常写的字是“嫌”。第一份工作是老师帮忙介绍的，做游戏画面设计，需要根据同事的策划案画出场景。但同事们对需要靠手语和写字来沟通的他却缺乏耐心，“嫌我笨，懒得交流”。他给记者看游戏策划案中的一些辞藻华丽的段落，但即便是记者看了三遍，也仍觉得那段文字晦涩不已。

    第二份工作是给“听人”（注：听障人士口中的“能听到声音的人”）的画稿上色，但每月只有800元工资，比做同样工作的听人同事少很多。其后他又换了几份快餐店的工作。最后一份是在永和大王，从同事们的口型中，他“听”到了一些嘲笑。听说“深圳对残疾人比较好”，邵成松最后选择来到了深圳，在这里结婚、生女，但离足球教练的梦想仍然很远。

    “期待可以做想做的一切”

    2012年，先天性肢残的江文山计划用9个多月环游中国，最终，总计行走40589公里，并在途中用左手同超过31000个朋友握手。

    然而，对于残障群体而言，并非所有的梦想都注定不能开花结果。像Signmark一样，江文山和他的朋友那苏图、徐毓臻，也正在一步一步接近他们的梦想。

    因为先天性肢残，小时候的江文山感到很自卑，不敢出门见人，只有一张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陪伴着他，也就是在那时，江文山埋下了环游中国的梦想。

    2012年，江文山觉得“梦想不能等”，在网上发起每公里10元购买梦想行动，计划用9个多月的时间，环游中国88个城市，行走31686公里，和31686个公民握手。期间有批评，更有质疑，但最终，江文山总计行走40589.2公里，并用自己的左手同超过31000个朋友握手。

    如今，已经回到深圳的江文山开始支持更多的人实现他们的梦想。为此，毕业于深圳大学的江文山还在朋友的支持下，在深大附近开设了一家名叫“Dream House（筑梦空间）”的咖啡馆。

    徐毓臻就是江文山支持的众多残障人中的一位。今年刚满27岁的徐毓臻出生于中医世家，小时候因为一场大病，下肢留下了肢体残疾，出门只能靠自行车代步。徐毓臻说，因为家学的缘故，他从小就有机会熟读经典。相比更严重的肢残人士、听障者、视障者，他也一直有机会在普通中学、大学就读。“因为出门不方便，我也有机会在家读更多书，思考更多问题。”

    徐毓臻唯一一次感受到的不公，是到广州上大学报名的时候，学校不想录取他。父亲陪着徐毓臻找到了广州残联。在广州残联的干预下，问题很快得以解决。

    去年，徐毓臻和弟弟一起来到了深圳，在梧桐山开了一家中医馆。今年，他期望像江文山那样环游中国，为大家普及中医知识，更期待以自己的故事激励更多残疾人实现梦想。“走路对他来说很困难，这样的方式更有意义。”江文山说。

    江文山说，筑梦空间之后，自己准备再成立一个梦想基金，帮助更多的残疾人实现他们的梦想。目前，梦想基金已经在准备材料的过程中。“当你想着梦想进发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被激发的能量更大，也会发现梦想变得更清晰，可能性也会更多。

    最终走上公益道路的杨仁良，还是常常梦到去给学生上课——做老师是他从初中以来的心愿。上周五他以残障人士权益倡导者的身份，受邀到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去做一个小时的分享，他感到圆了教师梦。现在，他想做“残障教育理念的赋能者”，“为自己和在角落里无法伸展的群体，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角色，知道怎么做自己，而不是活在别人的期望、要求或者歧视的框框里”。

    本版撰文：

    南方日报记者 刘昊 张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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