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爱心家园

浏览量：1058 发布时间：2014-10-14 09: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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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中首次披露，1至8月，31个大中城市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这高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今年上半年4.1%的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

　　而残疾人的失业率则更高。中国残联发布的《2013年度全国残疾人状况及小康进程监测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城镇残疾人登记失业率为10.8%。据统计，中国智力障碍者至少有568万，就业率却不足一成。

　　“在支持残疾人就业方面，中国不缺政策，但问题却很多。”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院长许家成称。在不少人的观念里，残疾人工作能力低于健康人，找不到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乞讨为生者多为残疾人，这也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街头景观。但许家成等学者认为，残疾人也应当拥有平等的就业机会。

　　就业权被忽视

　　中国残疾人就业主要依托按比例就业、集中就业、个体创业三种形式。其中，按比例就业被视为理想的趋势，已延续二十年有余。有关制度规定，用人单位须拿出1.5%-2%的岗位聘用残疾人。凡不愿或不适合招收残疾人的单位，要按人头差额缴纳残保金。（相关报道：《尴尬残保金》）

　　鼓励方式亦推陈出新。今年8月底，广州推出为残疾人社保买单的新政，资助已登记的14.1万人参加基本养老、社会医疗保险等大社保政策。7月，北京也调整了安排残疾人就业的补贴和超比例奖励标准，与残疾人签订1年以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企业，其补贴标准从原本的每年每人3000元调整至5000元。

　　政策效果却很有限。据《2013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全国城镇新就业残疾人36.9万，其中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只有8.7万，占比不足25%。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撰文指出，造成这一尴尬现象的原因有三：很多企业觉得残疾人是累赘，宁愿交钱了事，且部分企业本身就不适合聘用残疾人；政策知晓度不够，人们根本没有搞清楚残保金的真正含义；政府对残保金的征收和使用透明度不高。

　　残保金确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根据北京市朝阳等十区公开的2007至2010年的残保金收入，均呈现出逐年上涨的趋势，十区的每年总额则从2007年的3.28亿升至2010年的4.83亿。

　　今年6月3日，《人民日报》曝光深圳残保金每年征收数亿元，却存在用途明细不公开情况。实际上，全国残保金的数额及使用情况都是一笔不公开的账目，公众并不清楚它是否起到了原本设计中支持残疾人职业培训等作用。

　　“众多私人雇主对按比例就业政策和残保金所知甚少，也不清楚哪里能够招聘障碍者。即使找到残联，由于残联无法对障碍者进行不同行业的有效培训，往往很难符合企业要求。”全国心智障碍服务创新联会秘书长宋颂告诉财新记者，税费优惠的程序也相当复杂，此外残联还会不定期检查，由于和政府部门打交道颇为麻烦，一些不差钱的企业衡量一下投入与收益，还是会选择交残保金。

　　许多不缴纳残保金的企业则采取了“假就业”的方式，即让一纸残疾证上岗，不需实际劳动，但发工资、缴社保。许家成向财新记者介绍，企业认为智障者没有能力就业，又不想违背法律，因此采取了这种方式，其中智力障碍者较多。“应运用法律措施制止这种行为。”许家成说。

　　就业公平问题就此更加凸显。公益机构一加一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创始人之一的傅高山认为，就算是按比例就业，残疾人内部还存在基于户籍、残疾类别，甚至是性别的歧视。“此外，集中就业大部分靠财政补贴支持，在本来的设计中是面向中重度残障者的，但很多时候却偏向于轻度的，反正人数足够了，指标也完成了。”

　　“支持性就业”萌芽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中国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主要方式乃是集中就业，即兴办福利企业。但自1996年后，中国福利企业数量大量减少，不少企业发展步履维艰。目前的残疾人就业正从福利模式转变为社会模式，但其发展仍存局限。2000年左右，“支持性就业”的理念被引入国内。

　　支持性就业的方式来自美国。1986年，美国正式规定支持性就业是提供给重度障碍者的一项服务，其重要特点是“先上岗，后培训”。这一模式克服了普通残障职业训练的缺点，能够避免残疾者由于不适应就业环境或内容而放弃工作。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存在一批专业的就业辅导员，当障碍者进入工作岗位之后，辅导员对障碍者提供充分的现场支持，包括工作技能的培训、人际关系的处理。

　　德国、日本等国也有较为成熟的支持性就业经验。德国联邦支持性就业协会秘书长本加特认为，在支持性就业中，就业辅导员和其他同事的支持都非常重要。后者能够保证障碍者工作稳定后，就业辅导员逐渐退出。

　　日本大妻女子学校教授小川浩是日本支持性就业的推动者。他介绍，日本通过财政支持建立了残障者的就业辅导员队伍，全国大约有1000名就业辅导员享受政府津贴。

　　而在障碍者能够独立工作，并达到与普通员工相同的效率与质量后，辅导员逐渐退出现场支持，转为定期跟踪辅导，必要时才提供现场帮助。身为残疾人就业中的关键角色，就业辅导员不仅需要为其开拓岗位，还需培养障碍者就业意愿、职业人格与技能，并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

　　早在1998年，许家成在成都郫县就采用类似支持性就业的方式成功帮助两名心智障碍者就业。当时，两例个案的成功并没有引起社会关注。

　　在民间机构的持续推动下，官方开始重视这种在国外业已成熟的就业途径。

　　今年起，湖南省、山东东营市开展支持性就业试点工作，分别承诺两年内完成20名智力残疾人以支持性就业方式实现常态环境下的按比例就业。

　　目前，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支持下，全国心智障碍服务创新联会等组织已完成了四届支持性就业辅导员课程培训，156名就业辅导员先后获得了业内资格证书。

　　谁来支持“支持性就业”

　　2014年4月，广州扬爱特殊教育家长俱乐部理事戴榕致信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呼吁推动支持性就业，得到陈建华的亲笔批复，广州市人社局亦承诺将于2015年出台支持性就业相关政策。

　　在戴榕看来，支持性就业是一个跨领域的协调工作，涉及政府部门、教育系统、各级残联、事企业单位等各方面，推动起来相当复杂。虽然得到了市人社局的回复，她仍感到未来困难重重。

　　德国和日本政府都会向企业征收用于支持性就业项目的经费。但在中国，虽然全国各地多年来积累了巨额残保金，但支持性就业仍缺乏稳固的财务支持。

　　北京利智康复中心副主任冯璐称，假就业现象与残保金缺乏监管，成为残疾人就业服务的首要阻碍。一方面，大量有工作志愿的残疾人滞留在家，不利于个体发展和就业服务开展；另一方面，残保金的收取和使用不到位，导致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经费短缺。

　　冯璐表示，目前支持性就业服务没有专项经费。该中心进行支持性就业的经费来源是北京康复劳动项目的补助，以及一些社会公益筹款与企业赞助。

　　“就业不是突破口，很多事要先解决了，就业就会成为自然而言的事。”傅高山认为，其中包括教育、身份认同、康复、无障碍设施、社会态度等。而社会观念的转变，他认为至关重要。■

信息来源：网络责任编辑：沂蒙爱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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