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是最早对“仇和新政”提出批评的学者之一。今年3月20日，这位师从林毅夫的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2008“两会”解读以及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圆桌论坛上说：“你看仇和到了昆明市去当市委书记，他下的指标是每个局都必须去招商引资”，“我就在想，昆明好不容易是最后一块净土，他如果在那儿干五年，估计滇池也完蛋了。”

　　面对批评，昆明市委市政府主动邀请姚洋前往昆明，向客人详细介绍了昆明的招商模式和环境治理情况。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姚洋参观了滇池和开发区，接受了市委书记仇和设宴款待。临走前，姚洋给仇和送了两本书。一本是《国家的视角》，副标题是“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另一本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昨天上午，姚洋约见本报记者。一方面，他承认此前对昆明环保措施存在误解，另一方面，对昆明目前的招商引资模式，姚洋仍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去了昆明之后，我觉得批评没有错”

　　南都：邀请你去昆明，意外吗？

　　姚洋：吃惊！这还是第一次因为批评了别人，受到邀请。3月21日，你们报纸报道之后，很多报纸、网站都在转载，还有媒体在讨论。后来仇和通过昆明市委宣传部，给我发来了正式的函，邀请我去。

　　南都：去昆明了解到的情况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姚洋：这一点我要承认，之前我对滇池情况没有认真了解。我说，“昆明是最后一块净土，如果仇和在那儿干五年，估计滇池也完蛋了。”滇池其实早就污染了，而在仇和去之前，这里就已经开始治理，仇和来了之后，采取了强有力的具体措施。另外其实昆明并没有全民招商，而是抽调了一些人。

　　南都：去了之后，你之前的观点有没有什么变化？

　　姚洋：除了环保之外没有多少变化。3月20日，我批评的是片面追求GDP的做法，去了之后，我觉得批评没有错。到昆明之后，发现全是讲“发展”，基础上还是以经济建设、经济发展为导向。这可以理解，地方官不搞经济发展也不行，也能给老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但里面也有一些隐性的成本，很多人可能在里面作出了牺牲。长期来说，这种做法好不好，是可以打个问号的，因为这会让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其实有些时候做事太硬了，并不是老百姓想要的东西。

　　“出台了很多措施，有一些互相矛盾”

　　南都：你对昆明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姚洋：我的担心是仇和出台了很多措施，但是措施里面可能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地方。比如说，高科技产业的招商和加大就业力度之间，显然是矛盾的。仇和的要求是每年要开工一百个投资一亿以上的企业，这样的企业肯定不太可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另外，招商和发展本地的私营经济之间也是矛盾的。第三个，我觉得面对如此高压，弦绷得这么紧张，基层干部可能会出问题。

　　南都：昆明派了一百五十多个人出去招商，官方解释说目的在于锻炼干部。

　　姚洋：他们的意思是这些官员以前都坐在办公室里面，别人求他，现在让他们出来求一求老板，体验一下求别人的心情。是不是有用呢？或许有一点。当然这不是主要目的，如果是的话，就不用定这么严格的招商目标，不完成真的要罚。

　　这也许就是表面的说法而已，招商还是第一位的。现在他们是制定了死任务，如果完不成就会受到惩罚，任务也还是在招商方面。

　　南都：昆明市副市长李文荣认为，产业机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沿海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是一个大趋势，为什么不能引导这些企业转移到西部地区去呢？你觉得有道理吗？

　　姚洋：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别人是否愿意付出这个运输的成本，还不一定。

　　南都：也就是说，有些地理优势还是不可替代的？

　　姚洋：对！为什么（经济发展快的）最开始在广东，然后江苏，山东，再往里走也就是合肥一带，如果再往里走成本就增加了。他们发展的都是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的利润很低，可能不到百分之五的利润率，运输成本一上去就会承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