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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的记忆—五零后六零后关于年味的记忆|又是欢喜又是愁(原创)

  文章作者:牟瑞霞来源:网络转摘浏览次数:83字体:字体颜色
 阅读权限:游客身份花费爱心币:0添加时间:2018-1-30 0:50:14提交会员:曼菁

    记忆是岁月留在生命里的脚印,年是生命暂时的喘息和生命的又一次远航,也是心情的一种放松和停留!

    可是我对童年和少年时代关于年味的记忆,却永远怀着无比的敬畏和恐惧!

    敬畏是因为在“年”里“年”外的那段时间里,有那么多的风俗和说道;恐惧是因为在过年的这段时间里要完成许多仪式!而自己的家里恰恰又很穷。

    所以在十六七岁以前,我是那么地怕过年。我怕的那个“年”,不是传说中的那个到人间来“作妖捣乱”的那个“年”,那个“年”只存在于人们的故事中,没有人真正看到。而我怕的这个年,却是一年一度如约地来到的“年”,我怕的是过年的那种过程和心理上、生理上对“年”的那种期盼和渴望。

    年味的记忆一:怕过年时没有新衣服。

    我是六零后的女孩子,女孩子都有爱美的天性,即使是在困难年代。

    所以一到年根底下,我们女孩子都有“喜儿”盼爹爹“扯上了二尺红头绳,欢欢喜喜过个年”的美好憧憬。

    早在接近年底的头两个月里,我们姐妹仨人就开始给父母打进步,好好表现,抢着帮妈妈做家务,扫地擦地板,洗衣服,拆洗被褥,纳鞋底子,上山拉烧材,劈柈子……挑水,争取戴罪立功,把平时在父母心目中积攒的错误全部抹去,也好争取个宽大处理,给买新衣服穿啊!要知道爸爸妈妈平时总是用过年买不买新衣服做为我们表现的考核标准。

    一进腊月门,条件好的小朋友已经有做好新衣服,就等着过年那一天穿的了。而我的新衣服却迟迟没有着落,我已经偷偷地去小朋友家参观了好几遍了,而自己却拿不出新衣服给小朋友看,也就是所谓的“显摆”,因此心里很着急,知道自己家里穷所以又不敢问妈妈要。

    二妹妹和小妹妹也很着急,我们三个人偷偷地哭了好几次了,又悄悄地商量了好几次,看看由谁提出这一愿望而不会被妈妈骂回来。

    二妹妹历来是爸爸的心尖肉,平时爸爸最喜欢她了,我和小妹妹就逼着她去找爸爸谈。二妹妹鼓起勇气和爸爸提出了我们很想要新衣服的想法。不料,二妹妹哭着回到了我们身边,她碰了一鼻子的灰。

    我们再也不敢提这件事了,只一心想着让年来得慢一些吧或者干脆取消了过年这个节日吧!否则到了年三十那一天,小朋友们都有新衣服穿,而我们没有,那还不寒碜死人哪!

    日子一天天熬着,有一天一整天都没有看见爸爸,问妈妈,妈妈也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你爸爸去分场部了……”

    爸爸去分场部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将有新衣服穿了呢?

    寒冬腊月,狂风夹着大雪。我们三个一趟趟地跑到连队通向分场部的那条土路上去迎接爸爸。不知道跑了多少趟,终于看到在风雪中有一个小黑影在移动,近了又近了,是爸爸。

    爸爸的帽耳朵全放了下来,眼睛、眉毛、嘴巴上全是霜。爸爸背上的帆布兜子鼓鼓的,那里一定装满了我们全部的梦想。

    原来,连队的小卖部里是来了几种花布,爸爸和妈妈还没有得到消息就被人抢光了。爸爸只好步行到三十六里远的分场部的小商店里去买,那个年代是凭票供应,爸爸把一年攒下的布票全都扯了花布,又给我们每人买了两副头绫子,还有冻梨和冻柿子、糖果、鞭炮,年画还有许多我们盼望的好东西,倒在坑上真的是琳琅满目啊!我们高兴地围着爸爸乱转,我们的心啊都在飞扬,全然不知道爸爸挨了多少挤才排上的队,饿着肚子又往返了七十多里,才买回了我们的美丽和童年!

    爸爸和妈妈挑灯夜战,由爸爸亲自设计裁剪,妈妈端坐在缝纫机前开始加工我们的新衣服。我们一溜三个小脑瓜蛋,后来有了小弟弟就是四个小脑瓜蛋,瞪着希望的眼珠子,目不转睛地看着爸爸妈妈为我们做衣服,有时候我们也参与一点自己的意见,想要一件和小朋友那种款式的衣服,尽管那个年代的衣服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无非就是三连身和四连身的区别,或者是一个布兜还是两个布兜的差异,但是我们也要让这块平通的花布放射出最大强度的光芒,让她变得与众不同,穿起来别具风格。

    几个白天和黑夜的奋战,一套崭新漂亮凝聚着父母智慧的新衣服放在了我们每个女儿的枕头旁边,我们则酣然入睡,红朴朴的小脸蛋上露出了甜美的微笑,小妹妹在睡梦中发出了咯咯地笑声,她一定穿上了过年的新衣服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开心地玩耍呢!

    现在想起来,亲爱的爸爸妈妈似乎很愿意和她的孩子们玩这种悬念,有的时候爸爸利用到哈尔滨出差的机会已经为我们选购了条绒等漂亮的面料,偏偏锁在箱子里不让我们知道,总是让我们急出了一场又一场鼻涕眼泪来才嘿嘿一笑,亮出底牌,让我们破涕为笑。

    唉!那种盼望新衣服的感觉现在再也找不到了!

    年味的记忆二:怕腊月二十四的糊棚日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过了小年,年的味道越来越浓了,尽管生活很贫困,但是也阻碍不了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热情和信心。

    过了小年,到了腊月二十四。这一天是传统的扫舍去尘日,再邋遢的人家也要扫扫棚,糊糊墙,让自己的家——心灵的港湾焕然一新!过新年新气象嘛!

    六七十年代的小兴安岭,民居大都是木刻楞和板夹泥的房子,有条件的人家把室内的泥墙和天棚糊上报纸或者是专门的花纸,生活困难的人家室内的墙和天棚往往就是黄泥,由于常年的烟熏火燎,黄泥也失去了本真的颜色,变得黑黢燎光的白天和黑天没啥区别。

    我们家里买不起糊棚的花花纸,在当时那种有着美丽图案的粉红色的花纸一直是我的梦想,也是一件非常奢侈的装饰品。爸爸是连队的会计,只能要一些报纸来糊墙,但这也是许多人家做不到的,因为报纸在那个年代也很稀缺。

    妈妈起了个大早,打好了浆糊。

    一家人忙了起来,妈妈负责在翻过来的面板上往报纸上刷浆糊,这是一项技术活,说道很多,浆糊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必须保证每一张纸上的浆糊的分布都是均匀的,发现有面疙瘩还得及时挑出去,不然的话糊到墙上的报纸就会出来一个大鼓包,像个肿瘤一样难看。

    爸爸负责把报纸刷到天棚和墙上,这更是一项高难度仰着脖子的工作,其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而且要求做的人必须动作娴熟,麻利,从拿到带浆糊的报纸开始,对齐、粘贴、用刷帚一扫糊牢、整个动作要一气呵成不留一丝遗憾,否则糊歪斜了,出皱了,打卷了都是失败,失败了不要紧,关键是浪费了一张报纸这才是关键的关键。

    而我则充当了妈妈和爸爸这间的传递工作。

    这也不是容易的事,要求传递的人也要手急眼快。

    而我太小,做事怎么能那么完善呢!所以总挨训斥,这也是我怕过年的原因之一。

    有时候,妈妈的浆糊可能是打的太稀了,等妈妈刷好了报纸,报纸也由闪光的白底黑字变成了灰色软塌塌的了,让浆糊浸透了的报纸,像得了鸡瘟的鸡耷拉了膀子。还没等我运到爸爸的手里,报纸在中途就断裂了。这当然招致了爸爸妈妈的男女混合双骂,我自然感到委屈也不敢反驳,父母就是天,他们说得都是正确的,错误的只有你自己。

    所以每年腊月二十四糊墙的这一天,简直就是我的受难日。整整一天,我都在不停地挨骂,甚至还要挨几下打。

    直到夜幕降临了,一家人吃过了晚饭,躺在炕上玩猜字游戏时,我那超人的识字量赢得的喝彩才多多少少地冲淡了白天的不快!整整一年,我们全家都会沉浸在这种猜字的游戏中,还有就是沉醉在趴在墙上阅读这份巨大的报纸的乐趣中不能自拔!

    年味的记忆三:怕腊月二十九日——炸果子过油日

    腊月二十八是打年糕、蒸花饽饽、贴窗花年画的日子。这一天贴完了整副的京剧《红灯记》的年画、自剪的窗花,妈妈要按照书上介绍的配方,几两盐、几两钒、几斤面几斤水的比例开始和面。

    妈妈先按比例和出一盆油条面,再按比例和出一盆麻花面,然后扯过一条破棉被郑重其事地盖在面盆上,把面盆推到炕头醒起来。

    第二天,面已经醒好了。妈妈和爸爸开始张罗着炸油条和麻花了,这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好日子。

    我们家处在小连队里,平时根本吃不到油条和麻花,每年只有到了大年二十九这一天爸爸妈妈才豪迈地炸上几斤,让我们解解馋。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人也真是教条,油条这种食品也不是太难操作,平时想吃了就炸呗,为什么非要等待一年的时间才能吃上。

    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当时的生活太太穷。

    平时我们每个人豆油的供应量是每月半斤,如果天天吃油条的话,一个月的定量三天不到就没有了,剩下的日子恐怕菜汤里连油花星都看不到。那个年代哪个连队都有不会过日子的人,开资三天乐,第四天就叫勺了,惹得大家背后里讲究个没完。妈妈最自豪自己会过日子了,妈妈经常自豪地跟我们说,她这一辈子生活再苦也没有向人借过一回米一回面。

    在我们家二十九日炸油条麻花的时刻,与其说是为春节准备吃食,不如说是父母在做一场祈求风调雨顺、四季平安的法事。其庄严程度至今想起来都让我不寒而栗。

    爸爸庄严地坐在灶台前,手里拿着早已削制好的长长的筷子,然后把头几天就劈好的细细的木柴添到灶坑里。

    妈妈的样子更是虔诚神圣,她把这一年积攒下来的几斤豆油,用一斤的瓶子倒了又倒,量了又量,算算斤两,按照炸油条的比例郑重地倒到那口七刃的大锅里,爸爸的手边放着一瓶豆油,随时准备往锅里添点压压火,但在做这一切的时候都必须禁言,即使要说话也必须说些吉利话。

    爸爸和妈妈都紧张地盯着锅里油的状况,如果锅里的油消耗的少之又少,爸爸妈妈的脸上就会浮现出轻松会意的笑容,预示着明年一年会非常顺利,和和美美。仿佛这一年不用操劳就能顺利地滑到下一个“年”似的。

    妈妈在面板上,做着油条,先把面一个劲地拍打,让面充分地柔软起来,俗话说,打出的媳妇揉出的面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妈妈开始把面摊开,用双手托住面的一端不停往一边拽,直到认为满意为止。

    妈妈操起刀把抻好的面切成一段段的长条形,然后两个一组地罗在一起,用一根筷子一压,油条的胚子就做成了,再用双手拎起两头,抻啊抻啊!送到锅里去,这时候的锅里早已飘出了炸面的香味,我们的口水也流了出来。

    大概是我七岁的那一年,女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段非常善于模仿母亲,她会学着母亲的样子做各种家务,我也是一样,什么事情都想做,好想为母亲分担一切辛苦。

    炸油条时,我就里里外外地跟着忙活。

    我从小聪慧好学,什么事情看一遍就会做,不一会儿我就学会了制作油条的基本动作。

    在妈妈身边呆腻了,我又好奇地来到爸爸身边,看看白白的面是怎么变成松软、彭胀、外焦里嫩颜色金灿灿的油条的。

    我趴在锅边看了一会儿,发现了一个问题。急急忙忙地跑进里屋向妈妈报告,我乍乍呼呼地喊了起来:“妈妈,油靠得可快了……”

    都说:“祸从口出”。

    可以想像,我的这一句大实话引起的震动有多大。首先是,此言一出,妈妈脸上的笑容立刻不见了,速冻成了冰霜,继尔是大惊失色,仿佛厄运降临一般。

    等妈妈清醒过来,果断地给了我一巴掌。

    平时,在连队里有最疼爱孩子美称的爸爸,一个旋风脚就飞了进来直捣我的心窝,来了个大义灭亲,把自己女儿当成了妖怪。这一脚的力度有多大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一个个就从门口飞到了南墙上,又重重地摔到了地板上,顿时翻了白眼不省人事。

    妈妈先是痛恨我,看到我翻了白眼,又是喊又是叫的,我终于嗓子眼咕噜上来了一口啖,喘出来了一口气,可是看到怒目圆睁的父母又不敢哭出声来,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

    从此后,家里不管发生了什么不愉快、不顺利的事都归结到我头上,是我的那句“油靠得可快了丧门的,我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家中的丧门星,丧门人。

    妈妈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你说俺家玲玲丧门不丧门人,不会说话,今年这日子没个过好了……”

    果然,开春后,妈妈新抓的小猪在一天早晨妈妈提溜着猪食桶去喂猪时不见了踪影,妈妈发出了一声惊呼,几乎哭出声来。再一查看,在高高的栅栏上留下了犯罪分子的几撮狼毛。同一天早晨发出惊呼声的不止我们一家,连连队的猪号里也损失了几头小猪,这是狼群集体作的案啊!

    妈妈先是诅咒那该死的狼,继尔把狐疑的眼睛漂向了我,不用说这不幸的一切都是我那句话导致的。

    我大气不敢喘地蜷曲在角落里,我不知道全连队被狼叼走小猪羔的倒霉事,是否都是因为我的那句口无遮拦的冒失话招惹来的,我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

    接下来,又发生了几起黄鼠狼袭击我家鸡窝的事,有一次几乎把所有的鸡都灭了。

    妈妈又发出了感叹:“今年怎么这么不顺啊!”说完又瞅瞅我,我急忙低下了头。

    到了夏天,家家的大酱都发了。

    连队里的人处得都很友好,当时的大酱也是每一家一年到头最不可缺少的调料和下饭菜,是宝贵的“菜蓝子”。其重要地位非同一般。关于大酱缸的说道我会在另一篇文章里介绍。

    大酱下来了,连队里有个风俗都要互相尝尝,看看谁家的大酱最好吃,好吃的人家往往人气就旺,同事们都愿意去要一碗,那是女主人最最自豪的事了。

    妈妈往年下得大酱最受欢迎,不仅仅是颜色好,而且味道非常独特、正宗,是连队里的抢手货。

    可是,今年的大酱却让妈妈大失了颜面,据妈妈说:我家的大酱有股臭脚丫子味。不久后又传出了几家的大酱也患上了臭脚丫子味。

    听到今年的大酱有臭脚丫子味的抱怨,我更加地惶恐,看来我的那句话真得不该说,看看这句话有多大的威力啊!接下来,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倒霉的事呢!

    到了秋天,由于当年雨水大,豆角只吃了两顿就下霜,土豆的收获也不尽人意。

    另外,爸爸的工资总是二十二级,妈妈一直盼着爸爸能涨一级,可就是没有实现。

    这一切一切的不吉利、不顺利,归根结底全是我的那句“油靠得可快了”惹的祸。现在这么大的一个罪名安到了一个不到七岁的孩子身上。可想而知,快乐的童年已经离我远去了!

    我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几乎是罪大恶极。

    这件事情影响深远,连远在关内的奶奶家和姥姥家都知道我是个“丧门人的人”。这都是妈妈写信告诉她们的。

    从此后我只能装“哑巴”,只要家里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我就不停地自责,向隅而泣。

    妈妈还走哪说到哪,见谁告诉谁,全然不顾我的感受。她每说一次无疑于在我幼小的心上再捅一刀。那一年,我的那颗小小的心一直是血淋淋的,无法愈合!

    这件“丧门人”的事件一直折磨了我好多年,让我羞愧不已!

    年味的记忆四:怕大年三十和除夕的放鞭炮仪式。

    我们家一直阴盛阳衰,直到爸爸快四十岁了才收获了个小弟弟,这才改变了我们家的成员结构,户口本的继承问题也有了着落。

    在妈妈一连气生了我和大妹妹之后,爸爸已经很恼火了。三年后妈妈又生下了小妹妹,可怜的小妹妹一落地,一经确认身份,爸爸这个新中国第一代的知识分子就摘下了歌颂“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假面具了,“重男轻女”的小火苗腾地火冒三丈,一怒之下砸碎了自己养的各种名花奇草,边砸边骂:“我再也不养花了,再叫你养花、养花,养了一大帮丫头片子,我这一脉的香火要在我这断了不成……”

    可能是爸爸对妈妈一口气给他生了三个丫头的事一直耿耿于怀,抑或是想锻炼我们的胆量。

每年大年三十的那挂小鞭一定要让我们去放,还有初一的那挂小鞭也让我们三个去放(多亏只能买起这么两挂小鞭,不然的话我们三姐妹还要受到不知多少的折磨)。

    而我们三个姑娘最怕的就是放鞭炮。

    三十的那桌年夜饭已经摆好了,放鞭炮的时刻来到了。

    在爸爸的威逼下,我们三个吱吱扭扭、磨磨蹭蹭地拿起那该死的一百响的小鞭往外走,外面虽然零下三四十度冰天雪地的,可是我们却吓得直冒汗。

    由谁来点燃那该死的药捻子呢,这可是离燃烧的鞭炮最近距离的工作。

    小妹妹太小,自然不能让她去冒这个险。我和大妹妹手心手背决定由谁去点火,倒霉的大妹妹输了。

    大妹妹抖抖索索地划着了火柴,刚凑近了药捻子,妈呀一声丢下火柴就去捂耳朵,看她捂耳朵,我和小妹妹也急急忙忙地去捂耳朵。

    饭桌前爸爸正等着享受有子女放鞭炮的那种鞭炮齐鸣的得意感觉,却发现迟迟听不到鞭炮声。

    爸爸恼怒的骂声传了出来,话题无非又回到了妈妈无能光会生姑娘不会生儿子的不是上来了。

    三个姑娘不顶一个儿子,连个鞭炮都不敢放。继尔开始大骂我们无能、熊包、不顶用,放个鞭炮就筛了糠、麻了爪、吓破了胆,还能干什么,还没等敌人来呢,就缴械了,古有花木兰,今有刘胡兰……

    爸爸引经据典地数落着我们,妈妈也在一边帮腔,以解脱她生姑娘的罪责,他们全然忘了日常女儿们的好处,是谁收拾屋子,是谁拆洗被褥,是谁帮妈妈做饭,是谁帮妈妈做鞋,是谁上山拉了一冬天的烧材,是谁在十一岁时就接过了革命的扁担……

    爸爸骂我们时,天大的错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是女儿身,一丁点的好处也没有了,简直一无是处。

    听到爸爸的骂声,我们三个含着眼泪,在泪眼婆娑中振作精神,一咬牙把鞭炮点着了,看着鞭炮欢快地噼里啪啦放出耀眼的光芒,绽放出美丽的火花,我们毫无情绪,那种等年、盼年、过年的美好心情荡然无存……

    第二天早上的初一,我们姐仨个又经历了一次这种折磨,而且这种折磨一直到我结婚离开娘家……

悠悠岁月,苍老了我们的容颜,漂白了我们的秀发,也冲淡了许多儿时的困惑。

    当年非常庄重甚至于差一点掉脑袋的事情,在如今的孩子眼里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可笑,小时候过年的种种困惑在如今看来一切都付笑谈中,可是当年呢!当年却是那样地认真和膜拜!

    自从结婚以后,由于离娘家很远,三十年了从没有回到父母身边过过年。尽管自己当家做主人了,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也没人计较,摔碎了碗啊碟啊的也没有人怪罪。由于生活提高了再也不用糊棚了改刷白灰刷涂料了,如今又住上了楼房,一次装修一劳永逸。过年放鞭炮的事也全由丈夫搞定……

    可是这三十年来的每一个年我却过得很模糊,单单是在父母身边的每一个年却难以忘怀。而且许多关于儿时的记忆都在岁月的风雨中飘逝,只有关于年味的记忆深藏在记忆的深处,久远、绵长、馨香、弥漫不离不散!

    在父母身边的每一个年都铭记于心!往往回忆起某一个在父母身边的年来,情不自禁地就笑出了声。

    原来,只有在父母亲身边过得每一个年那才叫年呢!

    又过年了,真真地想念远在几千里外胶东的父母双亲!

    祝父母亲大人新年快乐!再为女儿做一套花衣服吧!

二零一七年新年初一写于乌伊岭

 

作者简介:牟瑞霞女,1963年出生于黑龙江省逊克军马场。1986年毕业于齐齐哈尔林业学校森保专业。现工作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乌伊岭区(林业局)。现为伊春作家协会会员。在校期间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先后在《黑河日报》《伊春日报》、《林城晚报》、《黑龙江林业报》、《诗导刊》、《知青文学专号》、《乌苏里江绿色风》《人生》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近百篇(首)。有散文《家乡的小河》收入《黑龙江林业报》创刊10周年新闻作品选《林海华章》。著有长篇小说《胶东旧事》、《达子香之恋》中篇《女孩日记》《库尔河——我永远的瓦尔登河》《童年琐忆》《牟曰广传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死里逃生》《苦水里泡大的童年》《囧途之恋》《绝望》等近几年有大量作品见于《伊春炎黄在线》《中国散文网》《南溪河文学网》《今日头条》。

作者电话:15645891963 QQ:98566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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