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紫薇 说：
小说出现新写法——谈王蒙近作
（本文系根据1980年8月20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在京举行的王蒙创作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
“人民艺术家”王蒙（见图，新华社记者李文摄）
《夜的眼》吓了人一跳：“奇怪，小说难道可以这样写？”请少安毋躁，小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写！写法上的确有点“怪”，越出了常规。但是，读者能够理解它，接受它。这就好了。文艺之于读者，无非两条：一、让他津津有味；二、让他开卷有益。作家能做到这两条，怎么“怪”都可以。惟其“怪”，转而新。艺术创造，务去陈言，贵在翻新，你越“怪”，越新，我越爱看。“百花齐放”的年代，人们要看“百花”。从这个意义上着眼，我们对于王蒙同志试验的成功，抱有预期的热情。还是从《夜的眼》说起，这篇一气呵成的篇章，写得酣畅淋漓，神驰魄动。作者在尽可能短的篇幅，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各种复杂的生活现象（包括光线、音响、色泽、情景等）熔于一炉，使人眼界开阔，想象力纵横驰骋：从边疆到首都；从首都到边疆；从民主到羊腿；从上海牌轿车到某负责人的公馆；从战友的挚情和信赖到阔少爷的傲慢与偏见；从边陲漆黑的犬吠到京畿宦门彩灯下的梦幻曲；从耀眼的街灯到人迹罕至的“夜的眼”；从通衢大道到坑坑洼洼；从如痴如迷到夜班工人；从城乡关系到关系学、两代人……。乍看时眼花缭乱，实际上丰富多彩。这显然都是作者写法上求新更新的结果。《夜的眼》写都会的世相夜景，“夜的眼”把都会的“夜”看得清楚。这是一双被夜市华灯刺懵了的眼睛，是一双紧紧盯住羊腿和民主的眼睛。可是，临到末了，民主和羊腿还是没有统一起来。思想的清醒，头脑的懵懂，灯光的闪烁，夜景的明暗，都市边陲城乡差别的强烈对比，使作者运用起浮想联翩、纵横交错的新手法来，显得格外自如，那么得心应手，好似天神暗助一般。《夜的眼》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人们以为，《夜的眼》不过是作者灵感袭来、偶而得之的一篇戏谑之作，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不料，它只是一出大戏的序曲，此后，作者一发而不可止，全面开了花，继序曲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一幕幕出神入化的“人间喜剧”。从《夜的眼》而《布礼》，而《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直到《蝴蝶》，凡六篇，短篇中篇尽有，五光十色俱全，作者革新实践的全部特征显露出来了。人们这才明白过来，王蒙同志在小说写法上的变革，原来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的呀！一篇两篇，人们也许不大注意；三篇四篇，五篇六篇，短篇中篇齐上，文坛终于被震惊了。
1983年9月 左起：崔道怡、王蒙、董得理、阎纲一行为《人民文学》和《小说选刊》组稿四处奔走 摄于延安王蒙同志六篇近作现在广泛地流传着。这些作品被争相阅读，热烈讨论的盛况，给文坛带来新的起色。一个新的文学流派，似乎正在酝酿、形成。小说形式上的探索和革新，造成这么大的冲击力，在开国以来当代小说史上是空前的。时代正在发展变化，小说从内容到形式或迟或早也要发生变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论变好变坏，成功失败，反正得变，不变是不可能的。潮流向前滚动着，立志改革者也非王蒙一人；但是，王蒙站在潮头，可以称得上一个弄潮儿吧！作为读者，我很欣赏王蒙同志的创造精神，而且为他的勇气、智慧和革新的成果而欢欣鼓舞。我甚至想得更多。同志们都知道，王蒙同志三十年来，也像风筝飘带一样飘忽不定，人世间沧桑三变，使王蒙莫测高深。他一直被拨弄在革命与反革命、香花与毒草之间，奔走于京华、边塞一线，时间和空间的笔，不知在他的身上胡乱地画了些什么，宛如一部读不太懂的“意识流”小说所给予人的印象那样。太不公正的岁月，使一个善于用脑的作家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思维，似乎那时的中国思考的头脑太多了，不能不拿一两个、三五个头脑来代替。经验证明，中国的头脑还不为多，思变的头脑更嫌其少。我们千万不可再干蠢事，我们一定要设法解放人身和人脑，一定要把人才作为最大的能源来开发。王蒙的“花样翻新”，难道不是表现为思想解放的勇气吗？在这六篇近作中，最先引起我注视的，是中篇小说《布礼》。这部作品内容深刻，艺术新颖，明显地摆脱了一些旧形式的束缚，我在一篇介绍中篇创作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欣喜之情，并向读者把这部作品作了及时的推荐。但是，我较多地着眼于作者在章节结构方面大幅度的跳跃，顺逆的交叉，时序的频繁颠倒与组合。当然，时间上的大跳动确是这部小说最新、最惹眼的地方，但不是它出新的全部。在《布礼》中，作者已经对感觉、幻觉、想象等的描写表现出兴趣，联系他在早发表的《夜之眼》，再联系作者自己在文章、言论中对于“意识流”的特别关注，可知，他是在有意地借用西方“意识流”的手法了。读完《布礼》之后，我恰好读到李准同志的新作《黄河东流去》（一）。这部长篇小说同样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李准同志总结了他十七年小说创作和电影《大河奔流》等写作的经验教训，发现了写民族传统心理和美德、写历史真实和人物真情实感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探索出自己满意的一套完整的小说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大量继承了我国小说艺术的传统手法，如“待我从头说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芸芸众生，喜怒哀乐……。他充分发挥了白描的写法。也写心理，但大量的是动作和对话，是人情世态，是情景交融。他运用了民族性、地方性很强的语言，这种语言的表现力和简洁生动，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我是很有兴味地读了这部小说新作的，我觉得李准的《黄河东流去》，无论如何标志着他在小说创作上的一个新的阶段。“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不，《布礼》是革新，《黄河东流去》也是革新；《布礼》写得好，《黄河东流去》也写得好，我都喜欢，我都鼓掌，兴莫大焉，乐莫大焉，二者可以“得兼”。脍不厌其精，食不厌其细，花不厌其多——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为文艺创作、文艺创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自然而然，人们对于文艺创作的一切有益尝试，将报以会心的赞誉。对于王蒙同志小说创作上的新的努力，我有三个粗浅的印象：一，的确是新了；二，需要“正名”；三，不可轻抛了艺术“典型”。这六篇小说，不论哪一篇同一般常见的写法相比较，都是新的，这主要表现在：（一）解放了人物的“意识”。在这些新作中，人被真正当作描写的中心；人在小说里始终保持着独立存在的价值；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彼此牵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每个独立的人同时又是诸种人的感应器官、反光镜，牵一发而动全身。王蒙把人的心灵的勾画看作小说的灵魂，因此，在他的笔下，人的“意识”大解放，人的意识尽情的流动，人的自我感觉，感情变化，心理状态等等，得到充分表现的机会。作者利用小说形式的语言工具，自由出入于人物的心灵，发挖人物心灵深处的奥秘。这是绘画所难以完全办到的，因为绘画只能因形传神，尽管他也能进行心理描写。这也是电影所难以完全办到的，因为电影作为视觉艺术，主要依靠动作、对话或者旁白，心理描写仍有局限。这又是一般常见的小说所未能办到的，因为它的作者们对于剖白人物心机，或者不习惯，或者不重视，或者另有探索。这样一来，王蒙就把人物和人物的距离、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客观现实生活的距离大大的拉近了。同思想的解放运动相适应，同尊重人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维活动相适应，王蒙在小说中对于人物“意识”的解放，对于人物“意识”流动的详尽描写，也是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艺术创作中的一种表现。
2013年11月,王蒙单三娅夫妇送喜糖给阎纲先生。（二）作品的容量加大。怎样在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这种狭小的框子里，容纳更多的内容，这是每一个小说作者绞尽脑汁梦寐以求的。王蒙的新小说在解决这一难题时所作的努力成效立见。他既然着力于人的直感和精神活动的描写，既然刻意解放人的“意识”，那么，他就放手让人的“意识”自由流动了。既然人的“意识”可以浮想联翩，可以纵横驰骋、自由飞翔，可以越高山、跨大河，上下几十年，纵横几万里，神游太虚，视接宏观、微观世界；既然艺术的语言文字可以同“意识”一样跨越时间、空间的界限，无所不往，那么，整个“世界”都在作家的视野之内，整个“世界”都在作家的笔下缩短了它的外在的距离。这样一来，艺术形式上一个小小的革命发生了：作品不是以时间、空间的顺序进行结构，而是以人的“意识”的流动进行结构。在这里，想象、联想、象征、幻觉、梦境……有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其结果，必然使作品的密度加大，容量加重。追随人的“意识”流动的是镜头。人的“意识”流动海阔天空，非借助电影镜头跟踪的方法和电影“蒙太奇”的组合方法，不大能适应其规模和速度。这是感情的镜头，照前后，照上下，照左右，使所照者无不笼罩上感情的色彩。作者有时使用多镜头，几个镜头似乎在同时拍摄，银幕上出现了多画面的叠印镜头。王蒙的新小说，读起来很象是看“电影”，原因就在于此。跳动性的拍摄，多镜头的连缀、叠印，终于使狭小框子里充满了人情和世相，容量无疑是加大了。（三）解放了作者的“意识”。人物“意识”的解放和想象力的海阔天空，大大地解放了作者的“意识”，同时解放了作者的才智。读者看得很清楚，王蒙在新作里，完全放开了手脚，全面发挥了他的写作特长。他使出了十八般武艺，拿出来好几副笔墨。“意识”和才能的解放，使王蒙在创作中游刃有余，表现为明显的随意性，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他的这些作品，是小说，又是电影；有美术，又有音乐；有政论、杂文，又有相声——幽默和讽刺。他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生活的艺术和艺术的生活，均在他生花的笔下自然地流动、流动。既然王蒙如此热衷于“意识”的流动，那么，他的这六篇小说，他所尝试的新小说，是不是应该叫“意识流”小说呢？是的，人们习惯于这样称呼王蒙的近作，王蒙自己也写文章介绍“意识流”，好像他写的就是西方“意识流”似的。我看，这是一个大误会。王蒙的小说不是西方“意识流”。我以为把王蒙的小说同西方“意识流”区别开来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老实说，对于西方“意识流”小说，我很无知，本来没有发言权，但为了讨论问题，读了一些有关的东西，请教了一些专门家，从而得悉西方“意识流”并不像个别同志描绘的那样，似乎它比我们的“土”玩意高明、好玩得多，好像我们的王蒙在东施效颦、步洋人的后尘。误会！西方的“意识流”小说，是哲学“意识流”在文学中的表现，其思想路线，当然是排斥辩证唯物主义的；王蒙的小说和它不能同日而语，他始终如一地虔诚于“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西方的“意识流”小说，迷信直觉，轻蔑理性，偏重人的生理性，忽视人的社会性；王蒙的小说，却有着明晰的画面和深沉的思考，有控诉，有针砭，有呐喊，有欢呼。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刻意渲染知识分子的下意识，幻觉、变态心理、神经错误以及堕落、颓废、色彩等等；王蒙的小说当然同他们大异其趣，在他的笔下，“火车头是蛮好的，火车头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如云里雾里，杂乱无章，光怪陆离，使人眼花缭乱，百思莫名其妙——看不懂；有的作品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加，一片混乱，读者只好猜谜。这种小说当然不是一概不可知，但是，艺术终究不是谜。王蒙的小说我们都看得懂的，不懂的仅仅是局部；也有同志读不懂，但不是因为作品根本无法让人懂。西方的“意识流”小说世纪初已经衰落了，走下坡路，而王蒙的小说如文坛的新婴，包藏着旺盛的生机。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一定不能把王蒙的新作和西方“意识流”认作同胞兄弟。当然，不可否认，在驰骋“意识”方面，王蒙小说直接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艺术手段，他自己也是这样承认的。善于借鉴，这正是一位勇于探索的作家的高明之处。有用的一概拿来为我所用，创立新学派、新流派，为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而奋力，难道不高明吗？方法上的借鉴和创作上的师承大不相同，王蒙的老师是中国人民和民族文化。对王蒙的追新，别人说他“吃蜗牛”，王蒙吓了一跳，然后冷静地说：“我的口号是‘窝头就蜗牛，再加二两油！’”他还说：“关键是要来自我们的生活，要看不同的题材，要看内容的需要。矫揉造作，为技巧而技巧，不干。”可见，王蒙自己是十分清醒的。王蒙的新小说到底称呼什么好？请大家讨论。我以为它是现实主义的新品种，并没有告别现实主义的几个真实性的要求。究竟怎么正名，最权威的当然是王蒙自己了。这里是指“艺术”的典型，即作品里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读王蒙的近作，我觉得作者过分注重直感、情绪等心理描写，比之他从前的作品来，多少对典型的塑造有所忽视。在这六篇作品中，尤其在个别短篇小说中，如《春之声》、《海的梦》，人物的个性、性格是不够鲜明的。在最近“意识流”问题的探讨中，出现了一种新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小说不必有故事，甚至不必塑造性格和典型。王蒙好像受了点这种理论的影响，我深感惋惜。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保守派，总觉得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典型论的话，今天仍然没有过时，他关于几个“真实”的提法，关于细节描写，特别是关于真实地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论断，对于我们仍然有极大的启蒙作用。当然，社会在发展，文学也在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老祖宗的规矩也允许修正。然而，小说不能没有典型（或曰：不能不要求塑造典型）。中外小说史上的大作家们，总是同他们笔下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联系在一起的。以往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苦心经营他们的作品，尽力增加他们作品的容量。他们采取的办法，当然不是电影"蒙太奇”的手法; 他们主要采取的方法正是以少胜多，一以当十的塑造典型的妙方。在塑造典型的追求下，从古到今，从中到洋，多少天才显示了自己灿烂的智慧! 我们并不强求每篇小说一定要塑造出辉煌的艺术典型，但是，希望在小说里（特别是篇幅较长的中篇、长篇小说里）去努力塑造自己的艺术典型，最起码，也应该把人物的性格写得鲜明一些、丰满一些，尽管人物的性格是相当复杂的。复杂性也是丰富性的表现。在短篇小说里，短短的篇幅，硬要作者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苛求，契诃夫、鲁迅也未必都能做到，但是，艺术追求，“取法乎上”，不遗余力地创造典型的性格，用性格典型的人物，表现人情和思想、时代和历史。有同志说，我的新编小说只写情绪，不写性格。一篇小说，只写一种情绪，未尝不可。其实，情绪本身已经通向性格。即便写情绪，也应该写典型的情绪，扩而大之，写典型的心理，典型的内省，典型的事件，典型的场景，都很好，只要典型化就好。王蒙的新作，我看并没放弃对艺术典型的塑造，他新作中更受读者欢迎的，往往是人物形象复杂、鲜明、富有特点的作品，如《布礼》、《蝴蝶》等。《风筝飘带》写得才华横溢，我非常喜爱，但佳原和素素在记忆中不够明晰。什么扶老太太，吃炒疙瘩呀，找不到接吻的地方，上楼被抓呀，……闭上眼睛，活龙活现，但人物却不然。要是人物也塑造得如《布礼》等那样好，《风筝飘带》 的艺术质量不是还能提高吗？
2019-10-14 14:2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