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代初严格实施 “一胎化”。30年中，生育政策逐渐出现松动，从当初严格的“一胎化”逐步过渡到部分人群和地区允许生育二胎。近几年来，是否应该实行更广泛的二胎政策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提出应实施严格的 “一胎化”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方式，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从而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进而解决中国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该观点引起反对声一片。面对质疑，程恩富说： “这个问题引起大的探讨是件好事，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大问题，任何形式的放松都是不可取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除少数民族外，只有少数农村、乡镇执行 “间隔两胎化”政策，城市基本还都保持着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 “一胎化”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一胎”政策已经实施30年，你认为效果如何？抑制人口暴涨、减轻社会负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是否达成？
程恩富：30年来， “一胎化”政策大约少生3.5亿人，效果很好，值得高度肯定和评价。否则，今天我国的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会比现在少得多，而失业、城镇化、环境、资源等问题会比现在严重得多。但抑制人口增长、减轻社会负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只是部分达到，因而需要继续而不是改变 “一胎化”政策。
经济观察报：在刚刚结束的 “两会”上，你曾建议中国应实行更严格的一胎化，以抑制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程恩富：理论界有关 “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争论早在这一政策还没有实行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启动和深入而不断激烈起来。早期争论的焦点是我国的人口控制力度要不要提升到 “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程度，接着是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去贯彻落实这一国策，再后来是对国策推行情况的评价及其正负面影响的估计。
21世纪初，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人口的发展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来自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是一件关系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重大事项。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以至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分歧不仅仅来自于对现实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因的不同判断，也来自对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不同选择。
近年来，有人主张扩大推行“二胎政策”，即允许所有农村户口的家庭在第一胎是女孩的情况下可以生二胎。我不赞同这个政策，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城镇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在现有的生产资料和经济条件下，社会总劳动力相对过剩，是中国一系列问题的两个总根源之一 (一个是体制机制问题，另一个是人口问题)。
经济观察报：此前曾有专家发出质疑，认为我国目前日益严重的老龄化现象是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后果，你怎么看？
程恩富： 这些年来，人口老龄化的呼声很大，似乎 “老龄化社会来了”就是 “狼来了”，可怕得很。我认为，老龄化社会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现在出现老龄化，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我国20多年来实行计划生育少生了3亿多人口，否则，那当然还是年轻化，那中国的问题就更多、更难解决了。人的寿命延长了，老龄和老龄化社会的标准该提高了，联合国有关组织不是使用老年和次老年等新概念了吗？人的平均寿命还要继续延长，还套用传统指标？那当然慢慢都是老龄化城市了。如果哪天中国城乡真的都进入了传统指标设定的老龄化社会，那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医疗水平高了，寿命长了，这是大好事。传统指标设定的老龄化状态到来，也标志着计划生育工作搞的好，当然年轻人比例就少了。
现在，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这一主张是不可取的。我认为，解决老龄化问题，应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农村社会保障。比如说，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违纪生二胎的家庭实行不保，变处罚为奖励。要知道，现在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享受20多年来少生3亿多人口的 “人口红利”，否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生活水平会有现在这么高，提高会有这么快？在妇幼保健、教育、就业、生活等一系列问题上，国家对新增人口都要花费大量资金。如果把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所省下的大量的钱，来立即解决老龄人口的生活等问题，那么经济上肯定更为合算。如果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与人口的比例，中国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出现劳动力总量上的供不应求，因而必须坚持严格的一胎政策。
经济观察报：1985年8月，山西翼城经批准试点 “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生育政策。经过20多年的试点试验，全县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平均下降近4个百分点，男女出生比趋于正常。以此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翼城试点的成功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宽松的生育政策奠定了实践基础，你怎么看？
程恩富：不赞成。一是因为太晚婚晚育，不符合医学界关于男女最佳生育年龄，从而不利于中华民族妇女和后代的身体健康和身体素质；二是推迟几年结婚或生育，只对这几年的人口增长率指标及相应的工作有作用，从10年等长期来看，结果没有太大差别。
经济观察报：有人指出 “一胎化”造成了独生子女负担过重，社会结构不合理等现象，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程恩富：我认为“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这些都是可以正确认识和科学解释的。
如果生育模式选择得当，可以将独生子女家庭的家庭负担降至与“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大致相当的程度，而“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却不能将宏观的人口压力减轻到独生子女生育政策所能减轻的程度，因此，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
而相反的，“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但就目前来看，持“一胎”生育观点的学者还为数不多，政策声势相对比较弱小。
经济观察报：有学者提出，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正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保持和发展时期，在当前基础上按照人群适当给予宽松的生育政策是大势所趋。你是否赞成这种观点？在你的研究中，新时期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式和特点是什么？人口控制问题是否依然严峻？
程恩富：呵呵，我当然不赞成这种观点。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实行“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认为这种方案虽然使人口总量提高，人口零增长的时间推后，但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优化人口结构。一直以来对于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争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应该尽量扩大一孩家庭比例；第二种观点是坚持全面放开二胎；第三种是适当放宽二胎的生育政策。现在第一种和第三种都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应用。
此前，我们也和一些机构合作做了相关调查，对调查结果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的生育水平下，通过生育政策控制、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文化进步的综合作用使生育率逐渐下降到1.2的水平 (即基本实现“一胎化”政策)，与全国城市农村普遍允许双方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二孩的方式相比，中国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时规模差异很大，达到峰值人口时的最小规模为13.93，最大规模为15.50亿，相差1.57亿人；人口实现零增长的时间也差异很大，推行“一胎化”，达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是2024年，放开“二胎”最晚达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是2045年，相差21年。由此可见，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是不可取的。本报记者 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