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8月开始，笑容真正绽放在7岁的郑文燕脸上。那是完整的笑容，驱散了唇腭裂的阴影。
这种先天性遗传病几乎在一开始就摧毁了她的命运——她被亲生父母遗弃在产房门口。但正是在这里，她和另一个因疾病而残缺的生命相遇。一个名叫郑宝忠的中年男人把她“捡”回家里，抚养至今。他因为腿部残疾无法站立，只能靠爬行前进。
8月2日，拆线，手术成功。当小文燕对着手里的小镜子一次又一次展开笑容时，郑宝忠蜷在病房的一角，看着她，安静地笑着。尽管，他自己的腿已无康复的机会。
“我真高兴，燕儿终于治好了。”这个来自河北定兴的男人说，仿佛这已经带给他人生中足够的欣慰。
一个曾经不敢笑的女孩，一个至今无法站立的男人，他们的生命因为彼此变得完整起来。
一
就像这个年纪的大多数女孩一样，小文燕喜欢一切美丽的东西。她穿着粉红色的裙子，用鲜艳的红色涂抹自己小小的手指甲。时不时的，她还会对着一面粉红色的小镜子，有点羞涩地咧开嘴，看看自己的面庞。
她已经可以放心地去笑了。
唇腭裂曾使她的上唇和牙床从鼻根分裂成两瓣，一笑起来，就会露出里面几颗白白的牙齿。过去，因为这个豁口，她从不敢张嘴大笑，很多时候连微笑也会捂住嘴，因为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现在，她笑起来不再顾忌。她爱跟郑宝忠说话，也爱站在他身后，伸出双臂，俯身抱住他的脖子。
平常在家里，文燕对郑宝忠的称呼不是“爸爸”，而是“大伯”。这是郑宝忠自己的意思。“如果管我叫爸爸，管谁叫妈妈呢？”他说，“我怕对燕儿的影响不好。”
小文燕牙牙学语时最早会说的词，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大伯”。
当44岁的大伯和7岁的养女“站”在一起时，郑宝忠的高度只能达到小文燕的胸口。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只能踮着脚蹲着，一手撑着地面，一手握着自己残疾的右腿。
因为童年的一场医疗事故，郑宝忠的右腿停留在婴儿时的粗细，无法承受任何重量。在旁人看起来，他“行走”的样子更像“爬”：黝黑干瘦的左手抓着一块砖头大小的木块，与左腿交替着向前迈出，右手则握着右腿细细的脚踝，“搬”着它一点一点前进。
他就这样爬着，领着小文燕在北京完成了前后两次唇腭裂的修复手术。医生们先将文燕两片裂开的嘴唇仔细缝合起来，第二次手术中则从她的骨盆取下一块软骨，补到牙龈的缺口里，“就像用石子填平地面的小坑”。
手术完成后，郑宝忠带着文燕坐长途汽车回到自己位于河北定兴天边村的家里。街坊邻居们听说消息都跑过来，争着要看变漂亮的“郑家闺女”。
“这是燕儿的命好。”郑宝忠坐在家里破旧的椅子上说。窗外的院子里，文燕正在和表妹追逐打闹，那是他永远也无法做到的事情。
二
因为身体的残疾，郑宝忠失去了组成家庭的机会。他一直有收养一个孩子的愿望。2004年夏天，他的大婶杜桂荣在县医院看病时，在妇产科的楼道里看到一位老人抱着孩子，站在产房门口。
杜桂荣凑过去逗了两下，问：“这是你家孩子吗？”
对方摇了摇头，解释说，这孩子大概是被亲生父母遗弃了。
杜桂荣忍不住把这个安静躺在一卷白色被子里的小婴儿接过来，抱在自己怀里。她看不出这个刚出生没两天的孩子的样貌，事实上，孩子裂成两瓣的小嘴唇，她看了几眼才分辨出来。
“也许因为这样，父母才不要她了吧。”杜桂荣想着，叹了口气。她接着想到了一直想收养孩子的侄子郑宝忠。她打通了侄子的电话，没过多久，郑宝忠就搭着村里邻居的摩托车匆匆赶了过来。
这是这对“父女”的第一次相遇。当郑宝忠看见杜桂荣怀里抱着的女婴时，急急地爬过去，想伸手接过来抱抱。可右腿的残疾让他整个身体都必须依靠双手的支撑，根本没法去抱。
最后，他只能蜷在杜桂荣的身旁，努力伸着脖子，仔细地看了看那张有缺陷的小脸。
7年之后的今天，当有人反复追问，到底是什么让他决定收养这个先天残疾的女孩时，这个老实的男人只是不停地说，自己完全没想太多。
“我当时只担心，把她留在医院里，她会活不下来。”郑宝忠说，“这是个人，是个性命啊！”
他和杜桂荣一起把孩子抱回了家。与他同住的父亲郑万良给孩子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文燕。
“这是我们郑家文字辈的孩子，而且是一只‘飞来的燕儿’。”郑万良笑着说。
至于让小文燕遭到遗弃的“豁嘴”，郑宝忠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摇摇头：“都抱回来了，谁还在乎这个？”
随着这只“飞来的燕儿”的到来，郑宝忠的单身汉生活立刻不一样了。他开始笨拙地学着照顾小文燕。每天，他都用开水冲好奶粉，用小勺舀起一点，自己试试温度，再慢慢送到孩子嘴里。
杜桂荣记得，有一次，自己走到郑宝忠家，发现父子两人正手忙脚乱地哄着襁褓中不断啼哭的婴儿。
“早知道不抱回来，也不给你们增加负担了。”杜桂荣半开玩笑地说。
郑宝忠没有回答。他只是一边哄着炕上小小的文燕，一边微微地笑着。
2004年8月21日，在小文燕被抱回来一个月之后，郑宝忠把全家人叫在一起，按照当地的习俗，给自己这个闺女过了个热闹的满月礼。从那之后，每年的7月18日，郑家都会下一碗长寿面，为这只“飞来的燕儿”，过一个推算出来的、并不确切的生日。
三
小文燕给郑宝忠带来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无论走到哪里，家里的“燕儿”都是这个男人最常惦记的心事。
可他并不觉得自己能给孩子的命运带来什么大的转变。事实上，这个在农村长大的男人根本没什么远大的目标，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把小文燕“养活”，而且“能跑能跳能颠”，不要像自己这样。
但改变就这么来了。2007年夏天，郑宝忠在县城的一个工厂里打零工，午休的时候，他没什么事做，就“爬”到县城最大的定兴广场。在那里，他发现了一条红色的条幅，一群工作人员站在旁边，号召大家给贫困失学儿童捐款。
“能帮别人就帮一点呗。”他这样想着，就乐呵呵地凑了过去，摸了摸口袋，发现自己还剩下一块五毛钱。
“一块钱要留给燕儿买烧饼。”他琢磨着，准备把剩下的五毛钱捐出去。
但走到捐款箱旁边，他又有些不好意思了：“这么点儿钱，能帮上别人吗？”
来回转了好几圈，郑宝忠还是下定决心，爬到捐款箱前，伸长了胳膊，把五毛钱塞了进去。
这幅画面吸引了一位工作人员的注意。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拦住了他：“大叔，给我们签个名吧。”郑宝忠这才发现，桌子前挂着的横幅上，已经写满了捐款人的名字。
“我不签。”他摇摇头，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可禁不住对方的反复央求，最后，他还是接过笔，蹲在地上，在横幅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事实上，这个没上过学的男人也不会写别的什么字了。
没想到，3天以后，工厂的老板找到了他，问他是不是参加过什么捐款。
“我就捐了一点……”郑宝忠说，想到自己只捐了五毛钱，他就觉得“浑身不得劲”。
但当地电视台在报道这次捐款时注意到了他，希望到他家里去做一个采访。当天下午，在村里破旧的房内，郑宝忠磕磕巴巴地讲述了自己捐款的经过。接下来，记者也知道了他收养小文燕的事。
残疾养父收养唇裂养女的故事很快在定兴县传开了。没过多久，定兴县残联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郑宝忠的家里，他们帮他重新粉刷房间的墙壁，也补上了原本漏雨的屋顶。县长甚至特批了“绿色通道”，让郑宝忠赶紧补办收养文燕的手续。
郑宝忠这才知道，收养孩子不只是抱回来那么简单。“养个孩子还要办手续、上户口，我当时啥也不知道。”他回忆说。
在办理收养手续之前，按照规定，郑宝忠在当地的法制报上登了3期寻人启事，寻找小文燕的亲生父母。这让郑宝忠总觉得有点紧张。他害怕文燕的父母突然出现，害怕自家“飞来的燕儿”又突然地飞走了。
“怕啥，这孩子本来就是他们不要，我们才光明正大地捡来的。”他有些没头没脑地安慰自己。直到3天后，文燕的父母没有找来，郑宝忠才终于松了口气。
实际上，在抱回文燕两天之后，郑宝忠曾经和大婶回到医院，专门打听过文燕父母的情况。他们通过护士找到了文燕亲生母亲的床位。旁边的人告诉他们，这位母亲刚刚生了一对龙凤胎，因为女儿有残疾，所以两天前送给别人了。
那个时候，郑宝忠偷偷地看了一眼那对父母，发现对方都是大高个儿，“长得也好”。他常猜测，就因为这样，在村子里，文燕也总被邻居们夸赞“长得漂亮”。
四
小姑娘慢慢长大。乌黑水灵的眼睛下面，隔着小小的鼻子，嘴唇的裂痕已经延伸到鼻子根部，整个嘴巴看起来就像一个触目惊心的三角形洞穴。文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唇腭裂对她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村里调皮的孩子追着喊她“小豁子”，爷爷领着她去赶集，也总是遇到路人的指指点点：“哟，小丫头是个豁嘴。”
听到这些，郑宝忠并不怎么生气。事实上，他的童年就是在类似的嘲笑声中度过的。他总是看着文燕笑：“她就长成这样，那又怎么了？”
可自卑的情绪已经笼罩着这个小女孩的生活。她不再愿意和小朋友玩，也不再愿意出门，有时甚至几天几天地窝在家里，对着电视，不讲一句话。
村里很多人劝郑宝忠领着孩子去看医生。“可人家说，那得一万多块钱呢！”郑宝忠低下了头，“我哪来这么多钱？”
收养小文燕之后，家里原本就不宽裕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加捉襟见肘。除了村口景泰蓝工厂的活计，郑宝忠有空就出门想办法挣钱。有时候，他在村里臭气熏天的垃圾坑里翻捡些破烂拿去卖；有时候，他跟村里人说说好话，搭着别人的三轮车，到邻近的镇上讨饭，运气好的话，一天也能要来二十几元。
2007年10月，定兴县残联通过媒体联系到了刚成立没多久的“嫣然天使基金”。这是一家专门资助14周岁以下家庭贫困且患有唇腭裂儿童的公益基金，小文燕成了该基金在河北省救助的第一名患儿。
不过，当残联和医院的工作人员一起出现在家门口，说要接小文燕去治病时，郑宝忠却忍不住有些害怕了。
很少有人知道，郑宝忠腿部的残疾是一场医疗事故的后遗症。在他6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发烧，父亲抱着他去医院打针，结果却被打错了地方，留下了终身残疾。等到父亲发现，再去医院找的时候，医生早就不见了。
在那之后，父亲郑万良曾经领着他四处求医，还找过很多迷信的方子，但每个人都告诉他，孩子被“打坏了神经”，已经没救了。
“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好医生？”郑宝忠笑着安慰自己。
直到现在，医院和医生仍然让他觉得不安。他希望能治好文燕的嘴，却又忍不住担心，文燕会不会像自己一样，落下终身的毛病。想得久了，这个老实的男人只能不断自己劝说自己：“这是政府找来的医院，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那天来到家里的，有医院工作人员，有基金会人员，还有摄像机，郑宝忠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在镜头记录的画面中，大多数时候，他只是蹲在人群的角落里，而小文燕则站在他身后，搂着“大伯”的脖子，和他一起仰着头，用惊恐的目光看着身边陌生的人们。
五
手术是在一个月后进行的。医院和残联的负责人开着车来到村里，接走了小文燕和郑宝忠。当时，几辆黑色的轿车塞满了村里的土路，全村的人都跑出来挤在道路两旁好奇地看着。
但小文燕并不享受这样的过程。当工作人员牵着她的手，把她送上汽车时，这个安静内向的小女孩突然害怕了起来。“家去！家去！”她用河北方言重复着，想要回家，最后坐在车里大哭起来。
在北京的医院里，医生给文燕做了检查，然后告诉郑宝忠，文燕的病是“单侧三度唇裂伴有牙槽肌裂”，这一次，他们会先进行一个“三度唇裂修复手术”。
对于没上过学、不识字的郑宝忠来说，这些名词实在有些太复杂了。等待手术的日子里，他每天都陪在小文燕的旁边。文燕害怕地问他，“手术疼不疼”，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医生说了，用了麻药，一点都不疼。”
“你看，护士阿姨都那么漂亮。”郑宝忠安慰道，“你做完手术就和她们一样了。”
可事实上，小文燕并不知道，“大伯”的心情更紧张。他实在无法理解什么是麻药，尽管医生一再向他解释，打了麻药，做手术的时候就像睡觉一样，感觉不到疼痛。
“一两个小时睡过去没感觉，那不跟死了一样吗？”手术前的晚上，郑宝忠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琢磨，紧张得一晚上没睡着。
小文燕终于等来了第一次修复手术。因为害怕，在手术室门口，这个3岁的小女孩一直不停地哭喊、挣扎，最后，还是医院的护士抱着她，一边哄，一边送她上了手术台。
当文燕被护士抱在怀里的时候，郑宝忠一直跟在后面。他想要追上去，抱住自己的“女儿”，可他唯一能做到的，只有艰难地爬着，跟在她们身后。这位“父亲”无力地仰着头，看着不断哭喊的小文燕，急切地重复：“别哭，燕儿，我在这里，别哭……”
很快，手术室的门在他的面前关上，小文燕在里面的哭声慢慢远去。这个40岁的男人倒在门口的椅子上，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我当时又是难受，又替文燕感到高兴。”4年后，回忆起那时的情景，郑宝忠笑着说。不过，在手术进行的时候，他哭了很久才慢慢抽噎着止住了眼泪。“我这是高兴啊。”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接过护士递来的纸巾，抹了抹泪水，“燕儿终于能治好了。”
六
从手术室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小文燕一直一边哭一边不断呼喊着“大伯”，直到郑宝忠爬到病床边握住她的手，她才慢慢安静下来。
不过，等到疼痛过后，在护士的鼓励下，她拿起自己粉红色的小镜子，照了照自己已经缝合的嘴唇，就再也不愿意把它放下来。那个曾经触目惊心的三角形洞穴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上唇一道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白色痕迹。
郑宝忠还记得文燕当时照着镜子的样子。以前，她笑起来总是用手捂住嘴，而现在，尽管在陌生人面前她始终很害羞，但没人注意的时候，她就会悄悄抬起头，好奇地看看周围，咧开嘴，露出一点浅浅的笑容。
在病房里等待拆线的日子，小文燕每天只能看电视打发时间。她每天给“大伯”学唱电视剧和动画片的主题曲，还能给郑宝忠解释剧情的前因后果。吃饭的时候，小文燕抱着菜单，一道一道地念给蹲在一旁的、不识字的郑宝忠听。
“燕儿就是聪明。”郑宝忠对医院的护士们说，俨然在介绍自己最大的骄傲。
手术给文燕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治疗初步成功的小文燕变成了一个小名人。她专门录过几次电视节目，还在一场大型的晚会上担任颁奖嘉宾，把一个奖杯颁发给了嫣然天使基金的创办人李亚鹏。
不过，就在文燕做手术前，当县残联的负责人找到郑宝忠，向他介绍“王菲和李亚鹏创办的嫣然天使基金”时，这个在农村待了一辈子的男人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
“现在我知道了。”郑宝忠着急地补充说，“李亚鹏是一个艺术家。”
在一个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郑宝忠第一次见到了李亚鹏。当时，李亚鹏是节目的主角，而小文燕是其中一个“特约嘉宾”。在现场拍摄的照片里，小文燕穿着一件别人送的、宽大的红色毛衣，而台下的郑宝忠则穿着一件大棉袄，在暖气充足的摄影棚显得特别扎眼。
“在农村待惯了，谁知道进屋还要脱外套啊。”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整场节目中，郑宝忠一直想到李亚鹏身边，跟他说声“谢谢”，感谢他让小文燕有了崭新的生活。可等了很久，他也没找到机会：“我又上不去，而且舞台那么大，想说话人家也听不到……”
当节目录制结束，所有人都站起来准备离开时，郑宝忠着急了。他急急忙忙地“爬”到舞台上，蹲在李亚鹏身边，仰着头，拉住了对方的手。
“我没文化，什么都不会说，就是想好好谢谢他。”郑宝忠说。
那一天，这个中年男人攥着李亚鹏的手，拼命地掉眼泪，最后却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七
与小文燕相比，郑宝忠并没有足够的幸运。直到今天，他的右腿仍然没有复原的希望，他也依旧无法站立。不过，对他来说，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小文燕正在给他的生活带来从未有过的生气。这个在陌生人面前不爱说话的小女孩，只有在他面前才会唧唧喳喳地打开话匣子。她喜欢给郑宝忠讲学校里每一点小事，班上的同学们谁的脾气好，谁爱欺负人，哪个老师对谁好，郑宝忠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平常的日子里，郑万良和郑宝忠父子俩常常和小文燕一起坐在炕上看电视。那台21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是收养小文燕之后一家人专门花800元买的。有时候，父子俩会陪着小文燕看动画片，有时候，他们也会看一些电视剧。郑宝忠说，他最爱看跟“收养孩子”有关的故事。
当看到电视里的女孩被收养她的嫂子虐待时，郑宝忠坐在一旁叹了口气：“咱们可不这样。”
他在尽最大的努力照顾自己收养来的女孩。从工厂下班回来，他总想着给文燕买件新衣服。不过，他又常常担心，文燕这孩子“有主意”，自己买的她未必喜欢。
“别人有亲爹的穿得整整齐齐，燕儿打扮得也不能太次了。”郑宝忠说。在家里，对着自己的侄子侄女，他和郑万良也总是“高看文燕一眼”，对她比对谁都好。
而现在，小文燕已经成了他生命里最自豪的一部分。他总爱跟身边的人讲起，文燕聪明，成绩好，期末考试平均90多分，“比我识的字都多”。她还喜欢唱歌，在幼儿园的毕业演出上，她唱了首《喜羊羊与灰太狼》的主题曲，“声音特别好听”。
这个中年男人开始接受生活中越来越细腻的片段，就像他早早发现的那样，“姑娘和小子就是不一样”。郑宝忠从没注重过打扮自己，他常常连续几天穿着同一件灰色的工作服，或者一件军绿色的棉袄。可这并不妨碍他理解文燕，理解自己的这个“女儿”。
这个小女孩总喜欢用一些鲜亮的颜色装扮自己。她喜欢凉鞋上夹着的桃红色蝴蝶结，也喜欢医院送给她的粉红色书包，甚至从三四岁的时候开始，她就从村里的小卖部买来好多“红红绿绿的指甲油”，涂满自己的指尖。
在今年7月进行第二次手术之前，因为害怕感染，护士们专门给她卸掉了指甲油。可手术过后没多久，小文燕又迫不及待地涂了上去。
在两次手术之后，文燕的生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她的嘴唇和牙齿再也看不出原本豁口的痕迹，这个漂亮的小女孩再也不用羞涩地躲在家里了。她和伙伴们玩“老鹰捉小鸡”，或者捉迷藏，高兴的时候，哈哈大笑，再也不用伸手捂着嘴。
八
8月2日，郑宝忠领着做完手术的小文燕回到了天边村。他们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又坐着三轮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了10分钟，才到自家门前。
推开那扇几十块钱从别人家淘换来的破旧的木门，院落里没有铺水泥，裸露着黄色的泥土，房子没有刷外墙，露出一块一块的灰砖。
与北京宽敞整洁的病房相比，郑宝忠家里的平房显得有些狭窄，墙面也泛出了斑驳的黄色。在他们住的房间里，铺着被子的土炕旁边，立着两把椅子、一个破旧的柜子、一张几乎看不出颜色的写字台和一台电视机——这几乎就是一家三口全部的家当了。
“你说，是家里好还是北京好？”郑宝忠问文燕。他觉得有点自卑，自己大概一辈子也没办法给闺女像城里那么漂亮的房子。
“当然是家里好。”小文燕毫不犹豫地说。
郑宝忠点点头，安心了。这里至少能盛开燕儿的笑容。 返回目录 放大缩小全文复制  下一篇
从这个8月开始，笑容真正绽放在7岁的郑文燕脸上。那是完整的笑容，驱散了唇腭裂的阴影。
这种先天性遗传病几乎在一开始就摧毁了她的命运——她被亲生父母遗弃在产房门口。但正是在这里，她和另一个因疾病而残缺的生命相遇。一个名叫郑宝忠的中年男人把她“捡”回家里，抚养至今。他因为腿部残疾无法站立，只能靠爬行前进。
8月2日，拆线，手术成功。当小文燕对着手里的小镜子一次又一次展开笑容时，郑宝忠蜷在病房的一角，看着她，安静地笑着。尽管，他自己的腿已无康复的机会。
“我真高兴，燕儿终于治好了。”这个来自河北定兴的男人说，仿佛这已经带给他人生中足够的欣慰。
一个曾经不敢笑的女孩，一个至今无法站立的男人，他们的生命因为彼此变得完整起来。
一
就像这个年纪的大多数女孩一样，小文燕喜欢一切美丽的东西。她穿着粉红色的裙子，用鲜艳的红色涂抹自己小小的手指甲。时不时的，她还会对着一面粉红色的小镜子，有点羞涩地咧开嘴，看看自己的面庞。
她已经可以放心地去笑了。
唇腭裂曾使她的上唇和牙床从鼻根分裂成两瓣，一笑起来，就会露出里面几颗白白的牙齿。过去，因为这个豁口，她从不敢张嘴大笑，很多时候连微笑也会捂住嘴，因为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现在，她笑起来不再顾忌。她爱跟郑宝忠说话，也爱站在他身后，伸出双臂，俯身抱住他的脖子。
平常在家里，文燕对郑宝忠的称呼不是“爸爸”，而是“大伯”。这是郑宝忠自己的意思。“如果管我叫爸爸，管谁叫妈妈呢？”他说，“我怕对燕儿的影响不好。”
小文燕牙牙学语时最早会说的词，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大伯”。
当44岁的大伯和7岁的养女“站”在一起时，郑宝忠的高度只能达到小文燕的胸口。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只能踮着脚蹲着，一手撑着地面，一手握着自己残疾的右腿。
因为童年的一场医疗事故，郑宝忠的右腿停留在婴儿时的粗细，无法承受任何重量。在旁人看起来，他“行走”的样子更像“爬”：黝黑干瘦的左手抓着一块砖头大小的木块，与左腿交替着向前迈出，右手则握着右腿细细的脚踝，“搬”着它一点一点前进。
他就这样爬着，领着小文燕在北京完成了前后两次唇腭裂的修复手术。医生们先将文燕两片裂开的嘴唇仔细缝合起来，第二次手术中则从她的骨盆取下一块软骨，补到牙龈的缺口里，“就像用石子填平地面的小坑”。
手术完成后，郑宝忠带着文燕坐长途汽车回到自己位于河北定兴天边村的家里。街坊邻居们听说消息都跑过来，争着要看变漂亮的“郑家闺女”。
“这是燕儿的命好。”郑宝忠坐在家里破旧的椅子上说。窗外的院子里，文燕正在和表妹追逐打闹，那是他永远也无法做到的事情。
二
因为身体的残疾，郑宝忠失去了组成家庭的机会。他一直有收养一个孩子的愿望。2004年夏天，他的大婶杜桂荣在县医院看病时，在妇产科的楼道里看到一位老人抱着孩子，站在产房门口。
杜桂荣凑过去逗了两下，问：“这是你家孩子吗？”
对方摇了摇头，解释说，这孩子大概是被亲生父母遗弃了。
杜桂荣忍不住把这个安静躺在一卷白色被子里的小婴儿接过来，抱在自己怀里。她看不出这个刚出生没两天的孩子的样貌，事实上，孩子裂成两瓣的小嘴唇，她看了几眼才分辨出来。
“也许因为这样，父母才不要她了吧。”杜桂荣想着，叹了口气。她接着想到了一直想收养孩子的侄子郑宝忠。她打通了侄子的电话，没过多久，郑宝忠就搭着村里邻居的摩托车匆匆赶了过来。
这是这对“父女”的第一次相遇。当郑宝忠看见杜桂荣怀里抱着的女婴时，急急地爬过去，想伸手接过来抱抱。可右腿的残疾让他整个身体都必须依靠双手的支撑，根本没法去抱。
最后，他只能蜷在杜桂荣的身旁，努力伸着脖子，仔细地看了看那张有缺陷的小脸。
7年之后的今天，当有人反复追问，到底是什么让他决定收养这个先天残疾的女孩时，这个老实的男人只是不停地说，自己完全没想太多。
“我当时只担心，把她留在医院里，她会活不下来。”郑宝忠说，“这是个人，是个性命啊！”
他和杜桂荣一起把孩子抱回了家。与他同住的父亲郑万良给孩子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文燕。
“这是我们郑家文字辈的孩子，而且是一只‘飞来的燕儿’。”郑万良笑着说。
至于让小文燕遭到遗弃的“豁嘴”，郑宝忠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摇摇头：“都抱回来了，谁还在乎这个？”
随着这只“飞来的燕儿”的到来，郑宝忠的单身汉生活立刻不一样了。他开始笨拙地学着照顾小文燕。每天，他都用开水冲好奶粉，用小勺舀起一点，自己试试温度，再慢慢送到孩子嘴里。
杜桂荣记得，有一次，自己走到郑宝忠家，发现父子两人正手忙脚乱地哄着襁褓中不断啼哭的婴儿。
“早知道不抱回来，也不给你们增加负担了。”杜桂荣半开玩笑地说。
郑宝忠没有回答。他只是一边哄着炕上小小的文燕，一边微微地笑着。
2004年8月21日，在小文燕被抱回来一个月之后，郑宝忠把全家人叫在一起，按照当地的习俗，给自己这个闺女过了个热闹的满月礼。从那之后，每年的7月18日，郑家都会下一碗长寿面，为这只“飞来的燕儿”，过一个推算出来的、并不确切的生日。
三
小文燕给郑宝忠带来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无论走到哪里，家里的“燕儿”都是这个男人最常惦记的心事。
可他并不觉得自己能给孩子的命运带来什么大的转变。事实上，这个在农村长大的男人根本没什么远大的目标，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把小文燕“养活”，而且“能跑能跳能颠”，不要像自己这样。
但改变就这么来了。2007年夏天，郑宝忠在县城的一个工厂里打零工，午休的时候，他没什么事做，就“爬”到县城最大的定兴广场。在那里，他发现了一条红色的条幅，一群工作人员站在旁边，号召大家给贫困失学儿童捐款。
“能帮别人就帮一点呗。”他这样想着，就乐呵呵地凑了过去，摸了摸口袋，发现自己还剩下一块五毛钱。
“一块钱要留给燕儿买烧饼。”他琢磨着，准备把剩下的五毛钱捐出去。
但走到捐款箱旁边，他又有些不好意思了：“这么点儿钱，能帮上别人吗？”
来回转了好几圈，郑宝忠还是下定决心，爬到捐款箱前，伸长了胳膊，把五毛钱塞了进去。
这幅画面吸引了一位工作人员的注意。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拦住了他：“大叔，给我们签个名吧。”郑宝忠这才发现，桌子前挂着的横幅上，已经写满了捐款人的名字。
“我不签。”他摇摇头，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可禁不住对方的反复央求，最后，他还是接过笔，蹲在地上，在横幅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事实上，这个没上过学的男人也不会写别的什么字了。
没想到，3天以后，工厂的老板找到了他，问他是不是参加过什么捐款。
“我就捐了一点……”郑宝忠说，想到自己只捐了五毛钱，他就觉得“浑身不得劲”。
但当地电视台在报道这次捐款时注意到了他，希望到他家里去做一个采访。当天下午，在村里破旧的房内，郑宝忠磕磕巴巴地讲述了自己捐款的经过。接下来，记者也知道了他收养小文燕的事。
残疾养父收养唇裂养女的故事很快在定兴县传开了。没过多久，定兴县残联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郑宝忠的家里，他们帮他重新粉刷房间的墙壁，也补上了原本漏雨的屋顶。县长甚至特批了“绿色通道”，让郑宝忠赶紧补办收养文燕的手续。
郑宝忠这才知道，收养孩子不只是抱回来那么简单。“养个孩子还要办手续、上户口，我当时啥也不知道。”他回忆说。
在办理收养手续之前，按照规定，郑宝忠在当地的法制报上登了3期寻人启事，寻找小文燕的亲生父母。这让郑宝忠总觉得有点紧张。他害怕文燕的父母突然出现，害怕自家“飞来的燕儿”又突然地飞走了。
“怕啥，这孩子本来就是他们不要，我们才光明正大地捡来的。”他有些没头没脑地安慰自己。直到3天后，文燕的父母没有找来，郑宝忠才终于松了口气。
实际上，在抱回文燕两天之后，郑宝忠曾经和大婶回到医院，专门打听过文燕父母的情况。他们通过护士找到了文燕亲生母亲的床位。旁边的人告诉他们，这位母亲刚刚生了一对龙凤胎，因为女儿有残疾，所以两天前送给别人了。
那个时候，郑宝忠偷偷地看了一眼那对父母，发现对方都是大高个儿，“长得也好”。他常猜测，就因为这样，在村子里，文燕也总被邻居们夸赞“长得漂亮”。
四
小姑娘慢慢长大。乌黑水灵的眼睛下面，隔着小小的鼻子，嘴唇的裂痕已经延伸到鼻子根部，整个嘴巴看起来就像一个触目惊心的三角形洞穴。文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唇腭裂对她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村里调皮的孩子追着喊她“小豁子”，爷爷领着她去赶集，也总是遇到路人的指指点点：“哟，小丫头是个豁嘴。”
听到这些，郑宝忠并不怎么生气。事实上，他的童年就是在类似的嘲笑声中度过的。他总是看着文燕笑：“她就长成这样，那又怎么了？”
可自卑的情绪已经笼罩着这个小女孩的生活。她不再愿意和小朋友玩，也不再愿意出门，有时甚至几天几天地窝在家里，对着电视，不讲一句话。
村里很多人劝郑宝忠领着孩子去看医生。“可人家说，那得一万多块钱呢！”郑宝忠低下了头，“我哪来这么多钱？”
收养小文燕之后，家里原本就不宽裕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加捉襟见肘。除了村口景泰蓝工厂的活计，郑宝忠有空就出门想办法挣钱。有时候，他在村里臭气熏天的垃圾坑里翻捡些破烂拿去卖；有时候，他跟村里人说说好话，搭着别人的三轮车，到邻近的镇上讨饭，运气好的话，一天也能要来二十几元。
2007年10月，定兴县残联通过媒体联系到了刚成立没多久的“嫣然天使基金”。这是一家专门资助14周岁以下家庭贫困且患有唇腭裂儿童的公益基金，小文燕成了该基金在河北省救助的第一名患儿。
不过，当残联和医院的工作人员一起出现在家门口，说要接小文燕去治病时，郑宝忠却忍不住有些害怕了。
很少有人知道，郑宝忠腿部的残疾是一场医疗事故的后遗症。在他6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发烧，父亲抱着他去医院打针，结果却被打错了地方，留下了终身残疾。等到父亲发现，再去医院找的时候，医生早就不见了。
在那之后，父亲郑万良曾经领着他四处求医，还找过很多迷信的方子，但每个人都告诉他，孩子被“打坏了神经”，已经没救了。
“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好医生？”郑宝忠笑着安慰自己。
直到现在，医院和医生仍然让他觉得不安。他希望能治好文燕的嘴，却又忍不住担心，文燕会不会像自己一样，落下终身的毛病。想得久了，这个老实的男人只能不断自己劝说自己：“这是政府找来的医院，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那天来到家里的，有医院工作人员，有基金会人员，还有摄像机，郑宝忠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在镜头记录的画面中，大多数时候，他只是蹲在人群的角落里，而小文燕则站在他身后，搂着“大伯”的脖子，和他一起仰着头，用惊恐的目光看着身边陌生的人们。
五
手术是在一个月后进行的。医院和残联的负责人开着车来到村里，接走了小文燕和郑宝忠。当时，几辆黑色的轿车塞满了村里的土路，全村的人都跑出来挤在道路两旁好奇地看着。
但小文燕并不享受这样的过程。当工作人员牵着她的手，把她送上汽车时，这个安静内向的小女孩突然害怕了起来。“家去！家去！”她用河北方言重复着，想要回家，最后坐在车里大哭起来。
在北京的医院里，医生给文燕做了检查，然后告诉郑宝忠，文燕的病是“单侧三度唇裂伴有牙槽肌裂”，这一次，他们会先进行一个“三度唇裂修复手术”。
对于没上过学、不识字的郑宝忠来说，这些名词实在有些太复杂了。等待手术的日子里，他每天都陪在小文燕的旁边。文燕害怕地问他，“手术疼不疼”，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医生说了，用了麻药，一点都不疼。”
“你看，护士阿姨都那么漂亮。”郑宝忠安慰道，“你做完手术就和她们一样了。”
可事实上，小文燕并不知道，“大伯”的心情更紧张。他实在无法理解什么是麻药，尽管医生一再向他解释，打了麻药，做手术的时候就像睡觉一样，感觉不到疼痛。
“一两个小时睡过去没感觉，那不跟死了一样吗？”手术前的晚上，郑宝忠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琢磨，紧张得一晚上没睡着。
小文燕终于等来了第一次修复手术。因为害怕，在手术室门口，这个3岁的小女孩一直不停地哭喊、挣扎，最后，还是医院的护士抱着她，一边哄，一边送她上了手术台。
当文燕被护士抱在怀里的时候，郑宝忠一直跟在后面。他想要追上去，抱住自己的“女儿”，可他唯一能做到的，只有艰难地爬着，跟在她们身后。这位“父亲”无力地仰着头，看着不断哭喊的小文燕，急切地重复：“别哭，燕儿，我在这里，别哭……”
很快，手术室的门在他的面前关上，小文燕在里面的哭声慢慢远去。这个40岁的男人倒在门口的椅子上，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我当时又是难受，又替文燕感到高兴。”4年后，回忆起那时的情景，郑宝忠笑着说。不过，在手术进行的时候，他哭了很久才慢慢抽噎着止住了眼泪。“我这是高兴啊。”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接过护士递来的纸巾，抹了抹泪水，“燕儿终于能治好了。”
六
从手术室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小文燕一直一边哭一边不断呼喊着“大伯”，直到郑宝忠爬到病床边握住她的手，她才慢慢安静下来。
不过，等到疼痛过后，在护士的鼓励下，她拿起自己粉红色的小镜子，照了照自己已经缝合的嘴唇，就再也不愿意把它放下来。那个曾经触目惊心的三角形洞穴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上唇一道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白色痕迹。
郑宝忠还记得文燕当时照着镜子的样子。以前，她笑起来总是用手捂住嘴，而现在，尽管在陌生人面前她始终很害羞，但没人注意的时候，她就会悄悄抬起头，好奇地看看周围，咧开嘴，露出一点浅浅的笑容。
在病房里等待拆线的日子，小文燕每天只能看电视打发时间。她每天给“大伯”学唱电视剧和动画片的主题曲，还能给郑宝忠解释剧情的前因后果。吃饭的时候，小文燕抱着菜单，一道一道地念给蹲在一旁的、不识字的郑宝忠听。
“燕儿就是聪明。”郑宝忠对医院的护士们说，俨然在介绍自己最大的骄傲。
手术给文燕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治疗初步成功的小文燕变成了一个小名人。她专门录过几次电视节目，还在一场大型的晚会上担任颁奖嘉宾，把一个奖杯颁发给了嫣然天使基金的创办人李亚鹏。
不过，就在文燕做手术前，当县残联的负责人找到郑宝忠，向他介绍“王菲和李亚鹏创办的嫣然天使基金”时，这个在农村待了一辈子的男人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
“现在我知道了。”郑宝忠着急地补充说，“李亚鹏是一个艺术家。”
在一个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郑宝忠第一次见到了李亚鹏。当时，李亚鹏是节目的主角，而小文燕是其中一个“特约嘉宾”。在现场拍摄的照片里，小文燕穿着一件别人送的、宽大的红色毛衣，而台下的郑宝忠则穿着一件大棉袄，在暖气充足的摄影棚显得特别扎眼。
“在农村待惯了，谁知道进屋还要脱外套啊。”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整场节目中，郑宝忠一直想到李亚鹏身边，跟他说声“谢谢”，感谢他让小文燕有了崭新的生活。可等了很久，他也没找到机会：“我又上不去，而且舞台那么大，想说话人家也听不到……”
当节目录制结束，所有人都站起来准备离开时，郑宝忠着急了。他急急忙忙地“爬”到舞台上，蹲在李亚鹏身边，仰着头，拉住了对方的手。
“我没文化，什么都不会说，就是想好好谢谢他。”郑宝忠说。
那一天，这个中年男人攥着李亚鹏的手，拼命地掉眼泪，最后却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七
与小文燕相比，郑宝忠并没有足够的幸运。直到今天，他的右腿仍然没有复原的希望，他也依旧无法站立。不过，对他来说，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小文燕正在给他的生活带来从未有过的生气。这个在陌生人面前不爱说话的小女孩，只有在他面前才会唧唧喳喳地打开话匣子。她喜欢给郑宝忠讲学校里每一点小事，班上的同学们谁的脾气好，谁爱欺负人，哪个老师对谁好，郑宝忠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平常的日子里，郑万良和郑宝忠父子俩常常和小文燕一起坐在炕上看电视。那台21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是收养小文燕之后一家人专门花800元买的。有时候，父子俩会陪着小文燕看动画片，有时候，他们也会看一些电视剧。郑宝忠说，他最爱看跟“收养孩子”有关的故事。
当看到电视里的女孩被收养她的嫂子虐待时，郑宝忠坐在一旁叹了口气：“咱们可不这样。”
他在尽最大的努力照顾自己收养来的女孩。从工厂下班回来，他总想着给文燕买件新衣服。不过，他又常常担心，文燕这孩子“有主意”，自己买的她未必喜欢。
“别人有亲爹的穿得整整齐齐，燕儿打扮得也不能太次了。”郑宝忠说。在家里，对着自己的侄子侄女，他和郑万良也总是“高看文燕一眼”，对她比对谁都好。
而现在，小文燕已经成了他生命里最自豪的一部分。他总爱跟身边的人讲起，文燕聪明，成绩好，期末考试平均90多分，“比我识的字都多”。她还喜欢唱歌，在幼儿园的毕业演出上，她唱了首《喜羊羊与灰太狼》的主题曲，“声音特别好听”。
这个中年男人开始接受生活中越来越细腻的片段，就像他早早发现的那样，“姑娘和小子就是不一样”。郑宝忠从没注重过打扮自己，他常常连续几天穿着同一件灰色的工作服，或者一件军绿色的棉袄。可这并不妨碍他理解文燕，理解自己的这个“女儿”。
这个小女孩总喜欢用一些鲜亮的颜色装扮自己。她喜欢凉鞋上夹着的桃红色蝴蝶结，也喜欢医院送给她的粉红色书包，甚至从三四岁的时候开始，她就从村里的小卖部买来好多“红红绿绿的指甲油”，涂满自己的指尖。
在今年7月进行第二次手术之前，因为害怕感染，护士们专门给她卸掉了指甲油。可手术过后没多久，小文燕又迫不及待地涂了上去。
在两次手术之后，文燕的生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她的嘴唇和牙齿再也看不出原本豁口的痕迹，这个漂亮的小女孩再也不用羞涩地躲在家里了。她和伙伴们玩“老鹰捉小鸡”，或者捉迷藏，高兴的时候，哈哈大笑，再也不用伸手捂着嘴。
八
8月2日，郑宝忠领着做完手术的小文燕回到了天边村。他们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又坐着三轮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了10分钟，才到自家门前。
推开那扇几十块钱从别人家淘换来的破旧的木门，院落里没有铺水泥，裸露着黄色的泥土，房子没有刷外墙，露出一块一块的灰砖。
与北京宽敞整洁的病房相比，郑宝忠家里的平房显得有些狭窄，墙面也泛出了斑驳的黄色。在他们住的房间里，铺着被子的土炕旁边，立着两把椅子、一个破旧的柜子、一张几乎看不出颜色的写字台和一台电视机——这几乎就是一家三口全部的家当了。
“你说，是家里好还是北京好？”郑宝忠问文燕。他觉得有点自卑，自己大概一辈子也没办法给闺女像城里那么漂亮的房子。
“当然是家里好。”小文燕毫不犹豫地说。
郑宝忠点点头，安心了。这里至少能盛开燕儿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