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高考生 中国的盲人数量占世界盲人总数的18%，经过一整套特殊的隔离式教育体系，最后殊途同归，学的多半还是按摩。

一名高三盲生申请参加普通高考遭拒，理由是，即使让他参加，学校也没有能力培养。

“考完了还有问题呢，有没有学校愿意接收。”李金生从盲协那得到“安慰”：这些先驱者，总是要做点牺牲的。

2014年4月8日，王瑞和张鉴走出北京西单地铁站，要去教育部送锦旗和感谢信。王瑞是一个盲人，张鉴则是一个盲人孩子的父亲。

张鉴带着锦旗，上面写着，“盲人高考无障碍，教育平等现通途”。

在教育部人民来访接待办公室，王瑞将锦旗和感谢信交给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盲人对教育部工作的感谢。

3月28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有盲人参加考试时，为盲人考生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

这一年，全国有1731万盲人，长期关注视障人教育公平的公益组织“亿人平”收集的信息显示，只有两位盲人考生报名普通高考。张鉴的孩子，是其中之一。

另一个考生是河南驻马店的盲人李金生，他没有来北京，但起着后方支援的作用。在驻马店的按摩店里，他将感谢信“每个字都字斟句酌过”。

执笔的是王瑞，同为盲人，她想为他们，也为更多盲人争取自己没能得到的权利，“在过去一段时间，因为种种原因，众多视障人士遗憾错过了参加普通高考的机会。”她坚持在信上写上这一句，作为大家的心声。感谢信上，还有其他99位盲人的签名。

盲人按摩、算命瞎子、大学生
向教育部送锦旗那天，张鉴的儿子张耀东，正在北京联合大学参加面向盲人的单招单考，专业是针灸推拿。

三年前，他和儿子就来北京考察过，校园里转了一圈，儿子说，这学校还没有我中学一半大，没看上。

如今，张鉴告诉儿子，不行的话，这学校还得上。说完了，他又觉得有些凄凉。

1996年，张耀东生下来没多久，张鉴就发现他的眼睛不对劲，眼珠子不大转。送去检查，儿子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还只有0.02的视力。盲人分全盲和低视力，他属于后者。

现在，张耀东十八岁了，不借助放大镜，他甚至看不见自己写的字，他即将面临高考。

这一年，另一个参加高考的盲人是李金生，他和张耀东不同，他是全盲，一点都看不见，他今年46岁了，在河南省驻马店，针灸推拿，他已经干了十二年。

从网上得知李金生同样报名了高考，张鉴辗转和他联系上，希望能交流些经验。张鉴告诉他，当地招生办建议报考单招单考，但他们还是想试试普通高考。

前者是国家为盲人设计的进入高等教育的特殊形式，由招收盲人的大学单独命题单独考试，全国范围内具有招生资格的学校不到十所，最有名的是北京联合大学和长春大学，号称盲人中的清华北大。招收的专业有两个，一个音乐，但成本高，就业难，选择少之又少；另一个针灸推拿，俗称按摩。

张鉴说，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按摩，他的孩子很喜欢中医，从小在家背医书，大学也想读医学。听到这，李金生就想，怎么这么巧呢，当年，他也是这么想的。

二十年前，青年李金生因为视网膜脱落，突然失明。他害怕这辈子就这么完了。愤怒和恐惧刺激得他在田野里横冲直撞，直到撞上铁路边的一根柱子，鲜血满头，才蹲了下来。

当年，李金生对盲人的印象，是火车站旁算命的瞎子，他们无家可归穷困潦倒。他害怕变得和他们一样。他想上医学院，但医学院的老师告诉他，望闻问切，“望”他就不行。他只好抓住唯一的稻草——参加自学考试获得同等学力。

为了获得考试资格，他上过北京，去过郑州，向各级教育机关、残联、自考办反映情况，晚上就睡在这些单位的大门口，他带着馍、白水、大蒜，背着被子，以及铺被子的塑料薄膜。

他还给当时的河南省副省长写了求助信，并幸运地得到了副省长的批示，“难能可贵自强不息，要用其所长”。后来，当地残联就找到了他，让他去学盲人按摩。

这样的抗争持续了十五个月，自考办终于答应让他参加考试，但方式折中，工作人员为他读题，他得在考卷上写汉字。中医的自学考试一共有十四门，李金生每半年考一门，凭感觉将字码成一行，考了四门后，却突然接到通知，中医的自学考试取消了。

长久以来，由于缺乏正常的社会上升通道，中国的盲人一直是生理和社会层面上的双重弱势者。

自考梦破灭后，李金生开始学按摩。如今，他的一双手粗大，手指与手掌都厚而宽，上面的老茧像厚厚的小肉球。摁、压、揉、搓、点、敲、剥，每一个按摩的诀窍都要手上的劲道，十二年下来，手指就变了形。

在河南省的按摩培训班，他碰到过来考察的大人物——时任中残联主席邓朴方。他记得邓朴方说过，“盲人不仅要参加自学考试，还要上高中，上大学。”12年后，他将这样的鼓励送给了另一个考生张耀东。

考上了也不会教
王瑞开始为盲人争取参加高考的权利，源于一条新闻，全国高考人数已经持续下降五年。当时她想，人家都不选择高考了，我们还没有参加的资格。

2013年6月6日，高考第一天，王瑞向全国31个省份申请公开2008年以来，参加普通高考的盲人人数，有不到10个省给予了回复，宣称该省还没有盲人参加过高考。

之所以选择2008年，是因为这一年残疾人保障法进行了修订，其中第54条规定，国家的各类升学考试，有盲人参加的，应当为盲人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

这比教育部2014年下发的文件早了近6年。当年，北京召开了奥运会和残运会，中国盲人协会主席李伟洪说，盲人高等教育的改革就是从这时起逐渐加速的。

这其中，也有盲人自下而上的推动。2003年，上海市有三名盲生通过单招单考的形式被上海师范大学英语系录取，实现了盲生进入普通专业的先例；2005年，三名北京市的“低视力”盲生通过放大试卷参加了普通高考。中国传统的盲人特殊教育，开始不断受到来自盲生和家长的冲击。

中国的盲人数量占世界盲人总数的18%，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中国设计了一整套从小学到大学的特殊教育体系。适龄的盲生进入各级盲校，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大部分进入职业中专或者培训班，学习针灸按摩。少量的幸运儿通过高中上大学，虽然最后殊途同归，学的多半还是按摩。

隔离式的教育，将盲校和盲生与普通学校和普通学生区隔，以培养按摩师为导向的特殊教育，也与高考所代表的丰富的就业选择和教育资源切割开来。

从2011年起，中国盲协每年都主持召开视障高等教育融合研讨会。邀请学界、残联和教育部参加，希望就放开对盲生参加普通高考的限制达成共识。李伟洪记得，那时，教育部有两个顾虑，一是担心盲文涵盖不了高考的内容，二是对盲文试卷的制作和判卷缺乏经验。

“这都不是问题。”李伟洪说，如今，盲文符号的发展，已经使之可以表达大学阶段的知识，盲文甚至可以表现图形。而对于盲文的制作和判卷，盲协就可以承担。

这样的研讨会取得了一定效果，2011年底，教育部法制办表示，在新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中专门增加了一条，“残疾人参加国家各种考试，教育考试机构应该予以专门的安排”。

但第二年，一名青岛盲校的高三盲生申请参加普通高考遭到拒绝，教育部的理由是，即使让这个学生参加了普通高考，普通学校也没有能力培养盲人学生。

对此，王瑞有自己的理解，“如果盲人能参加高考，选择的专业和学校多了，普通高校就会自己来适应。”

“整个东北亚，可能就中国和朝鲜没有放开。”李伟洪说，其他的国家都早已在高等教育层面，实现了盲生和普通学生的融合。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每年都会发布针对缔约国残疾人权益保障状况的报告，2012年度，对中国的建议是“将投入特殊教育系统中的资源重新分配，以推进在主流学校中的融合教育，以此保障更多的残疾儿童能够接受主流教育”。

“这难道不残忍？”
从小学到大学，王瑞经历了一整套面向盲人的特殊教育。

1984年出生时，她的一只眼睛还有着0.1的视力，随着视力越来越差，父亲将她送往了当地的盲校，那是一所九年制的盲聋哑合校。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住校，从小就被封闭起来，盲生、聋哑生凑在一起，盲人看不见，聋哑人说不出，王瑞记得大家经常打架。

从小，盲生就被告知，以后要靠什么养家糊口。小学体育课，老师要求大家做俯卧撑，理由是这样以后按摩才有劲。

孩子们的理想，很快趋同了，到了初中，老师问大家以后想做什么，男生们便起哄，“娶媳妇开按摩店啊”。

初中毕业时，整个学校只有三个学生选择读高中，王瑞是其中之一。既然读了大学还是做按摩，为什么不直接去学技术？当年，王瑞问她的父亲，父亲只是让她要多有些希望，“说不定以后能学别的呢？”

2000年，带着这样的希望，王瑞来到了青岛，这里有全国第一所盲人高级中学。

1993年，长春大学已经开始招收盲人大学生，但中国还没有面向盲人的高中教育。为了补缺，青岛盲校高中部在匆忙中上马，第一期只有八个学生。直到这时，中国的盲人特教体系，才宣告完善。

王瑞来读高中这一年，青岛盲校高中部进行了扩招，每一年级两个班，二十来个学生，这一规模一直保持到现在，已经是全国在学人数最多的盲人高中。

葛玉萍是王瑞的班主任，她说，这里是唯一一所课程设置与普通高中一模一样的盲人中学，没有按摩课。

葛玉萍大学毕业后来到青岛盲校，其时正是1993年，高中部刚刚成立，没有课本，老师们自己动手，将普通的课本翻译成盲文，上一课翻译一次，制作成盲文教材发给学生，三年滚动下来，才凑齐了一套盲人高中的课本。

语数英、理化生、政史地，所有普通高中该开的课，学校都有了。

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有全盲的，也有还能看见一点的“低视力”，他们被排除在这个国家的普通升学体系外，他们的目标同样是读大学。

“我们的学生，已经是全国盲生中最优秀的那一批。”葛玉萍说，每一年，学生们通过单招单考上大学的比例，都能达到95%以上。

王瑞的课余生活，有了更丰富的内容，青岛的大学生志愿者来为他们朗诵小说。盲生们借机想象大学的生活，她记得，那时最流行的是《第一次亲密接触》，理科宅男和舞蹈女神的爱情，成为更多可能性的象征。

虽然学生们也知道，他们中的99%，不会成为工程师，不会成为舞蹈女神，只是按摩师。

“第一名和最后一名，还是上同样的大学，学同样的专业。”葛玉萍说，学习好的学生，到了后来就会觉得没劲。

她能做的，只是建议他们更乐观地看问题，“做一个综合素质高的盲人按摩师，难道不好吗？”

现在，学校在高一开设了职业与人生规划课，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以后的工作。老师会让学生先提，提自己想做的工作，当孩子们的想象天马行空，老师就会引导他们，让他们意识到哪些才适合自己。

“这难道不残忍？”王瑞感到难过。从失明的那刻起，几乎被注定的按摩师之路，成了他们的人生天花板。

2014年4月29日，青岛盲校，一节高一地理课上，一个盲生这样解释人口迁移，“我来自宁夏，我从宁夏来青岛读高中，为了能有更好的出路，这就是人口迁移。”

总是要做点牺牲
早上八点钟，李金生坐在电脑旁，老师正在给他讲题。老师是一位志愿者，每个周末来辅导他高中语文。

这是个星期天，离高考还有一个月，复习的方式是直接从试卷入手。昨晚，李金生做完了一套2013年安徽高考的语文试卷，老师和他对答案，顺便传授他做题的技巧。

李金生失明已经二十年，但这不妨碍他使用电脑。

他用电脑复习，通过读屏软件将文档中的字读出来，甚至不用打开显示器。他会五笔输入，这比用盲文快很多，盲文靠摸，不同的点组合成拼音，摸得慢。打字的话，李金生只用摸熟一副键盘。

他希望用电子试卷参加高考，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在他之前，河南省从没有盲人参加过高考，2013年底，当李金生来到户籍所在地驻马店市确山县报名时，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一开始拒绝了他，告诉他没有盲人用的试卷，更别提电子的了。

“电子试卷比较困难”，李伟洪曾和李金生联系过，读屏软件目前还读不出数学公式和图形，知道结果可能并不能让他如意。

张耀东的情况没有这么复杂，他能看见一点，这让他可以使用大字体的试卷。

和一般盲生不同，从小学到高中，张耀东是在普通学校接受的教育。他的母亲是当地一所中学的老师，这给了他们便利。

张鉴考察过当地的盲校，当时心里很不舒服，“他和正常孩子本来就不一样，降低了标准去培养，那还能成才吗？”

从一开始，张鉴就让他的孩子离这种特殊教育远一点。

“张耀东的例子表明，在普通学校，盲人也可以做得很好。”王瑞曾和他聊天，发现张耀东有着一般盲人没有的自信。她感到，这是因为和普通孩子一起长大，张耀东实现了“融合”，而不是像其他盲生那样“被隔离”。

张耀东和他的家人为此付出了成倍的努力。即使坐在讲台边，张耀东还是看不见，他靠听和强记来学习，人家花一个小时就能明白的，他若是没记住，就得用上数倍时间。十多年来，每天下班后，母亲的时间就属于儿子，做题都是张耀东口述，母亲誊抄。下岗后，张鉴每天接送儿子上下学。开始的时候，他骑一辆自行车，儿子放在后面，后来儿子越长越高，越来越重，他老了，踩不动了，父子俩就一起赶公交。

学校也习惯了这么一个特殊者的存在，临到考试，会为他准备专门的大字卷，让他带上放大镜。

学习之余，张耀东展现了超乎寻常的精力，他自学了英语、日语，拉得一手好二胡，还背了医书，梦想当一名大夫。

“他们告诉我，不会接受我当学生，那时候，我才意识到，真可能只能学按摩。”张耀东说，直到半年前，他才惊觉危险的存在。

那是2013年11月，张鉴带着儿子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询问学校是否有招收他的可能。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招生办还是拒绝了他们，建议张耀东去专门招收盲人的学校。

2014年3月份，甘肃省教育厅同意了张耀东的高考报名，张鉴又有了新的担心，儿子能否顺利地答题。

他听从了王瑞和李金生的建议，向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寄出了申请信，希望在高考中提供便利：延长考试时间、提供大字号试卷、单独考试以及携带电子放大镜。后三项考试院已经同意，延长时间的请求却被拒绝。

张耀东的试卷从来做不完。他的视力太差，看题的时候眼睛就要贴在桌子上，他的视界太窄，一个字一个字地啃，需要花太多时间。另一个问题是书写，他写的字自己都看不见，一横一划，全是凭感觉，对不熟悉他笔迹的人，辨认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现在，张耀东每天通过大量做题来提高写字速度，同时练习让书写更好辨认,从早上六点半忙碌到晚上十二点，以前，张鉴不允许儿子这么长时间用眼，生起气来，会把他的书撕掉。但现在，他什么也不能做，“把这个试考过去再说吧”。

“还是不行。”张耀东承认，练习没什么起色。2014年4月，他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参加了面向盲人的单招单考，做最坏的打算。

张鉴曾找到盲协，希望李伟洪能代表盲协出面，和教育部再争取一下，李伟洪劝他先考了再说，“考完了还有问题呢，有没有学校愿意接收。”

几年前，北京中考有过先例，盲生考过了考试，却没有学校愿意接收。李伟洪说，对于他们这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个可能同样存在。

“我强调盲人参加高考的权利，在于高考是承上启下的，向上，代表了高等教育盲人有更多可能，反过来，高考也会刺激基础教育，如果考得都一样，那么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也就有机会实现融合。”王瑞说，张耀东的身上，显示了这种可能。

倒是李金生，得到过更实际的答案，盲协也曾告诉他，他们这些先驱者，总是要做点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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