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观念，是思想中的思想，一旦成为群体行为指导，便会深远影响人类的命运。如哈耶克说：“正是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这一法则同样适用于残疾人领域。

　　《三月风》杂志选撷了30条改变残疾人生活的伟大观念，将其放置于大历史与人道世界的经纬中集中评述与呈现。它们或提倡“残而不废”“尊重残疾人从称呼开始”等为残疾人响亮正名，以“人所不能即是残疾”极大拓展残疾定义的外延；或秉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福利传统，延续至当今的重视康复预防、践行“全纳”“解锁”、立法维护残疾人权益，确立社会体制对于残疾人群体的保障和扶持；或促成公众对残疾人认知误区的反思，如“残疾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要权利不要施舍”，跳出“歧视性关爱”的窠臼；或激励残疾人追求平等尊严、幸福权利与文化资源，从精神上突破限制，“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一部影响残疾人生活的观念简史，同时是人道历程的不朽见证。

残而不废

　　从残废到残疾，一字之差为尊严增添了重量。

　　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但她起初的名字却是“中国残废人福利基金会”。邓朴方首先从对人性尊重和平等的角度提出把“残废人”改成“残疾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国际各类残疾人运动的发展，各种先进的理念和相关资料流入中国。这些资料经翻译后，几乎所有的文本都是用 “残废人”一词。这样的称呼并非出自恶意，而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叫法。

　　基金会筹备时期，对于名字的选择也提上议程。邓朴方、崔乃夫、王鲁光、薛恩元、贺邯生等人商议过后，一致认为“残废”“残缺”等词都欠妥，邓朴方提出“残疾”一词，得到众人的认同。

　　1990年亚运会和1994年“远南”运动会上，基金会利用几次盛事，呼吁停止“残废人”的用法，“残疾人”一词得到广泛宣传。从九十年代起，很少有人再用“残废人”这个称呼。残疾人在身份和称谓上，得到了最起码的肯定和尊重。

鳏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

　　从古至今，残疾人群体理应存在于社会保障体系中。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出自《礼记·大道之行也》。

　　孔子曾说过：“人们不只以自己的亲人为亲人，不只以自己的子女为子女，更能推延仁爱，使所有老人都得以安享天年，壮年人都能贡献才力，儿童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鳏寡孤独以及残废疾病的人都能得到丰厚的供养。”

　　孟子也曾举例，周文王当年靠施行王政才统一天下，他除了给予当官的优惠外，也对鳏夫、寡妇、独夫、孤儿等无助的人特殊照顾，以此劝说齐宣王不要毁掉周天子巡狩朝见诸侯的明堂。

　　“皆有所养”，即都能得到供养，用今天的眼光重览这一观念，不难看出一丝“社保”的味道。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为残疾人提供了各种政策支持：自周朝以来就有“宽疾”、“瞽蒙教育”一说，发展到春秋时期“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赐谷五斗”，隋唐的“悲田制”和“福田制”等。残疾人事业自封建社会起，已处于萌芽状态。虽然是处于统治目的，但对残疾人的实质帮助，使他们更容易融入社会，与健全人共享“大同”。

平等·参与·共享

　　不管是否有缺陷，同样拥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

　　1982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其核心内容是推行有关残疾预防和康复的有效措施，使残疾人能“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和发展，并享有“平等地位”。大会还宣布1983年至1992年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

　　2006年，《残疾人权利公约》由联合国大会通过，

并于2007年3月30日开放供签字。“人人享有尊严和正义”作为核心诉求，被广泛流传。2008年6月，《公约》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平等·参与·共享”的先进理念，同年9月在国内正式生效。

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

　　邓朴方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让人道事业深入人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邓朴方赴加拿大手术期间不仅见证了西方完善的医疗保健系统、无障碍体系，也体验到了对残疾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回国之后，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理论。

　　长久以来，人道主义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组成部分，因而被理论界视为敏感区。1986年3月7日，邓朴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先提到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问题。同年11月7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残疾人事业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章，更明确地阐发道，“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用以反对封建阶级的思想武器，它是伴随着人类进步而产生的进步东西，我们应当继承”。

　　随着1987年、2006年的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实施，以及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残联工作的深入开展，社会公众对人道主义与残疾人事业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不知道”到“知道”，再到“理解认同”的过程。如今理性、文明已成为社会主导，人道主义思想已获得了自上而下的认同，进入到国家治理理念之中。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海伦凯勒开始，残疾人精神偶像成为影响时代的力量。

　　1933年，海伦·凯勒在美国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篇散文感情极为细腻和真诚，在文中，海伦为自己假想了三天光明，来实现享受周围真实世界的梦想，并以此启迪人们珍惜生命和光明。

海伦·凯勒88年的人生，有87年在无光、无声中度过，她不仅坦然接受生命的挑战，还活出了异常精彩的一生，被《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1959年，联合国发起了“海伦·凯勒”运动，号召全世界人民向她学习。

　　在中国，影响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偶像张海迪，因患脊髓血管瘤导致高位截瘫。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她以顽强的毅力与疾病做斗争，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中国保尔”吴运铎，生产与研制武器弹药中多次负伤，仍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他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影响了几代青少年。

　　残疾人精神偶像创造出的奇迹，让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看到信念与勇气的力量。

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

　　残疾是什么？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最为健全的思想。

　　这句颇具哲学气质的格言，是已故作家史铁生在2002年那本著名的《病隙碎笔》中所撰。

　　关于残疾，世人大多在病痛的日常概念里打转，视之为人间至苦。即使在许多智者那里，也往往取向两极。一种是仇恨它，失明后的博尔赫斯在日记中写尽屈辱：“我是它的老护士，它逼着我为它洗脚！”硬汉海明威在病痛晚期，干脆扣响了扳机。另一种则试图将它踏在脚下。失聪多年的贝多芬宣称“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奥斯特洛夫斯基则借保尔之口说出：“医治一切病痛最好最宝贵的药品，就是劳动”，由此占领道德的高地。

　　“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你们想看而不能看。我呢，想走却不能走。那么健全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

　　常人忌讳提及缺陷，史铁生毫不避短，甚至热情表白，“假若真能有来世，刘易斯的脚是我的梦”，并托人把自己的文集带给他，以至于刘易斯一到中国就急着见他。二人会面时，史铁生对刘易斯说：“你送给我的鞋我没法穿啊。”刘易斯立即说：“你给我的文集我也看不懂啊。”

　　那天，媒体报道的标题很耐读，“史铁生穿不了的鞋，刘易斯看不懂的书”，或许这正是铁生要表达的：如果残疾意味着不完美、困难和障碍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残疾人。

盲人应该拥有自己的文字

　　布莱叶盲文系统为盲人文化传播创造了可能。

　　直到19世纪初，全世界盲人们的文化传播都仅限于口口相传。

　　1824年，15岁的法国盲人中学生路易斯·布莱叶发明了一套全新的六点盲文。他自幼失明，被送至巴黎皇家盲人学校学习。一天，一位退休海军军官造访该校，给学生展示一套用以战场上夜间传送情报的“夜码”——用钻子在厚纸上打出12点为单位的小洞，士兵们通过触摸这些突起，无须照明就可传达命令。布莱叶受到启发，在此基础上，开始创制六点为单位的盲文系统。

　　1851年12月，他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他的一名女学生在一次音乐盛会上演奏钢琴，博得全场惊叹。众人讶异地传阅着她搁在钢琴上的盲文乐谱，而演奏者则诚挚地致谢了自己的恩师布莱叶，并就其天才与不遇向公众吐露心声——第二天，巴黎各大报纸便开始推介布莱叶的杰出成就。消息传至病榻前，临终前的布莱叶深感欣慰，不久去世，享年仅43岁。自此，布莱叶盲文逐步为国际所公认。中国于1953年公布的拼音制新盲字，就是在布莱叶盲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如布莱叶所说，盲人再也不用“受那些势利眼的歧视和区别对待了”。运用这套可靠的读写交流方式，盲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布莱叶因而被盲人视为追求独立的象征，也被拥戴为解放者和精神救赎者。海伦凯勒称赞他具有“上帝创世般的勇气”，他的不朽贡献，为有视力缺陷的人群铺建了一条坚实的道路，让他们能够自绝望的黑暗攀登到思想的绝顶。

自闭症儿童是星星的孩子

　　歧视与美化都是一种误解。

　　来自星星的，除了都教授，还有自闭症儿童。

　　这个从人类存在初始就已存在的个体现象，直到70多年前才被世界医学界认定。病因是什么？不知道。怎么治？不知道。据统计，目前地球上的自闭症患者已近7000万，甚至超过了艾滋病、癌症和糖尿病患者人数的总和。

　　人们把这个最美丽的比喻给了自闭症儿童，也一并把最美丽的想象给了他们：他们是天才，他们是智者，是对艺术、对物理学做出革命性贡献却无法学会系鞋带的怪才。然而，自闭症来自医学，不是诗歌。所谓天才不到10%，求医，求学，培训，托养，他们的父母举步维艰、四处碰壁，所承受的疾病痛苦和心理压力真切实在，他们和孩子一样孤独。

　　类似的表达很多，盲人成为“黑暗中的舞者”、肢残人都有“隐形的翅膀”、聋人变身“无声世界里的精灵”、精神病人则是“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等等。长期的隔阂，使得人们对残疾人的印象常出于想象而非实际，而媒体为了强调故事性，自觉不自觉地把调子往“悲情”“凄美”上靠，或塑造特殊个体取代群体形象，事实上，歧视或美化残疾人都是一种误读。

无障碍

　　从环境到信息，从身体到精神，都要无障碍。

　　对于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老年人来说，一级小小的台阶便是障碍；对于盲人来说，一个没有语音报站的公交车站就是障碍。而在公共空间的建设中，更多地考虑到残疾人、老人、儿童的需求和方便而设计建造的设施，就是无障碍设施，主要包括坡道、盲道、低位装置、专用停车位、无障碍厕所等等。

　　1950年，欧洲各国开会决议对于“身体残障者方便使用的公共建筑物设计及建设”加以考虑，同时，美国制订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无障碍环境设计基准的式样书。1985年3月，在“残疾人与社会环境研讨会”上，中国“为残疾人创造便利的生活环境”的倡议。北京市政府决定将西单至西四等四条街道作为无障碍改造试点。1986年7月，我国第一部《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试行）》问世，于1989年4月1日颁布实施。

　　除了环境无障碍之外，“信息无障碍”的理念也在近年受到社会关注，2000年在日本冲绳举行的G8会议上，发表了《实现全球信息化社会的冲绳宪章》，第一次提出了“逾越数字鸿沟”的概念。2004年，第一届中国信息无障碍论坛在北京举办，提出信息无障碍的概念。从环境无障碍到信息无障碍，从对身体层面的关注到对精神层面的关注，折射出社会的不断进步。

　　无障碍还体现在生活很多细小的方面，比如一组洗发水与护发素，因为设计了凸起的触觉感知记号。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无障碍理念会真正融入生活的所有细节之中。

歧视性关爱

　　以爱之名，却在损害残疾人的尊严与平等。

　　《推拿》拍成电视剧后，濮存昕饰演的沙复明有这么一句台词：“从懂事起，几乎所有人都教育我们要‘自食其力’，好像残疾人不饿死不冻死就很了不起了。”的确，常人提起对残疾人的赞扬和鼓励，往往不脱“自强不息”、“身残志坚”等字眼。

　　曾在网站“知乎”上笔耕不辍、引发全民感动的程浩曾写道，“从小到大，我最讨厌别人给我贴什么‘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标签。看似是表扬，实则是歧视。”

　　诲人不倦的“自食其力”有时是座灯塔，有时却是个牢笼，预设了残疾人不能有更高的目标，在接受别人的同情、怜悯和照顾时，残疾人有一种接受施舍的感觉，物质上的受助往往会引起精神上的自卑。

　　出于“关爱”，很少有单位给予残疾人更多的上升空间，只要达到了“安置”目的就不管不问。因残疾人的特殊而设立的招聘专场、征婚专场，也许有其一定效果，却并不意味着完全合理。媒体过度的宣传也在固化残疾人的弱势地位，使残疾人越来越局限与固化于此，渐渐脱离主流社会。

　　2013年，一位参加《最美和声》选秀的轮椅女孩面对评委时说，“我希望用实力赢得票数，而不是因为坐在轮椅上获得大家认可。”

　　也许正如邓朴方所说：“仅仅怜悯残疾人仍是没有把残疾人摆在与自己平等地位的心理表现。而理解残疾人、尊重残疾人，给残疾人以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才是健全人应尽的社会责任。”而实际生活中的操作，实际上非常简单，按照王小波的说法，“对残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当残疾人。”